孫大川
中共4月30日自行任命昆明教區主教馬英林，5月3日又任命劉新紅為安徽教區主教。這兩次的舉動，引起教廷方面強烈的反應，不但發表措詞強硬的聲明，並將兩位新任命的主教聯同主持祝聖儀式的武漢教區主教董光清、江西教區主教吳士珍逐出教會。前一段時期中、梵間營造出來的和解、建交氣氛，一掃而光。看來樂觀推動中梵建交的香港樞機主教陳日君，對無神論政權的「主權焦慮」估計不足。中共天主教愛國會副主席劉柏年公開強調：從天主教過去與各國政治的歷史上看，幾年前東歐的「顏色革命」、中亞的暴亂，都與梵蒂岡有關，中共完全有理由防範梵蒂岡涉入中國內政。而教廷發言人納瓦洛則表示：教廷是「唯一」有權決定主教任命的機關，中共擅自祝聖主教，嚴重傷害教會團結與合一。顯然，中梵雙方對「主權」有完全不同的認知，也存在著「本質」上的差距。
姑且不論中共與梵蒂岡之間的是非曲直，台灣的中華民國政府和天主教會在這個議題上，到底可以做什麼樣地思考？又可以做什麼樣地努力呢？
1971年教廷駐華大使葛錫迪總主教被召回述職至今，台灣一直處在外交孤立的狀態，爭取或維繫為數有限的邦誼、捍衛自己在國際社會上的存在，便成為中華民國外交工作的宿命，其間充滿脆弱的變數和各式各樣的虛幻性。與此相對的，中華民國實質的外交戰場，顯然完全集中在對美國的關係上。
美國做為國際強權，並和台灣有著長期戰略及經貿伙伴關係，將其視為外交工作的核心，有它現實的根據。不過，這樣的外交局面卅五年延續下來，也逐漸形成了外交思維和做法上的惰性：一方面盲目追逐尋求正式邦交的表面數量，另一方面也將台灣的外交視野和國際觀窄化成台美關係。前者不但使台灣淪為外交凱子，也使我們的外交工作始終圍繞在特定權貴的身上，而與該國廣泛的民眾缺乏真實的接觸。這樣的外交關係，其浮淺、脆弱不難想見。
至於後者，不但使我們日漸習慣並依賴美國給定的活動空間；更糟糕的是，我們幾乎放棄了美國之外其他重要地區或國家的外交經營──即使是「非正式」的。研究不足、語言人才不足；長期以經濟領導外交，專業無法提升；三十五年下來，中華民國的外交一籌莫展，原地踏步。精研國際關係的梁潔芬修女批評台灣「對義大利與梵蒂岡認識不夠，政府似乎也不太願意向懂得的人請教」，乃一針見血之論。1970年代之後，梵蒂岡是中華民國在歐洲唯一有正式外交關係的邦交國，我們對它的認識尚且如此，更遑論其他。中共的打壓固然是重要的因素之一，但長期的輕漫、怠惰，應該也是我們自己無法推卸的責任。
鄭再發總主教於四月初發表牧函，說明台灣天主教會對於「中梵建交」所抱持的立場與觀點，這是事件發生以來台灣天主教會極少數的回應文件之一。牧函的內容包含兩項：首先，鄭總主教希望大家不要把梵蒂岡的言論泛政治化，認為教廷真正看重的是「宗教自由」，絕對沒有任何的政治意圖。其次，總主教也呼籲教友們，藉此事件認真地反省台灣的福傳工作；雖然「教廷不是以數量作為權衡的標準」，但是「天主已經給了台灣教會好多好多機會了，從（教友）數字上來看也真的說不過去」。
梵蒂岡和國際政治的糾纏乃千年舊事，從信仰的角度來看，以基督為榜樣，我們堅信普世教會「依其本性」，「不應該」摻雜任何世俗政治的意圖。因而教廷的政治語言，誠如鄭總主教所說的，不同於一般國家的外交修詞，「他（教廷）必須是一句話同時對兩個地方；所以很容易讓人有模糊不清的感覺，給人有很多的想像空間。當然，這並不是梵蒂岡所願意見到的結果。」問題的關鍵正在於此，「意圖」和「結果」之間並不如我們想像的那麼容易切割。更何況由「人」所組成的教會，多少他所不願意見到的「結果」，都是在其自以為純正的意圖下造成的。
我完全無法接受從梵蒂岡到鄭總主教所謂：教廷大使館遷到北京，其實只是回到1952年以前的狀況「而已」，並沒有梵蒂岡與台灣「斷交」的問題的說法。這種「純正」到沒有血肉的「外交」空話，是完全無視於半個世紀以來，台灣這塊島嶼上人民的感受、歷史的發展與政治社會的現實。
其實，在我看來，梵蒂岡的上上策是維持現況，讓政治問題交給兩岸的政府去尋找解決的方案。上策是接受兩岸分裂的政治現實，勇敢地嘗試「雙重承認」。中策是逕自宣佈與台灣斷交，台灣在這方面經驗豐富，影響不大；我也相信台灣的教友們會諒解教廷的「意圖」。而下下策就是目前不斷提出的「搬回說」，信仰可以搬來搬去嗎？香港樞機主教陳日君在媒體上對此議題到處發言，佔盡了版面；台灣的主教們呢？是基於「默契」？還是基於「超然」的立場？有人替梵蒂岡辯解，有人為中共牽線，誰為台灣說一句話？
誠如鄭總主教所說的，台灣天主教會的確應當藉此事件作深切的反省。1970年代以後，台灣天主教會福傳工作逐漸呈現疲軟的狀態，總主教憂慮的說：「四十年來的卅萬教友，直至今日也許只有廿六萬教友，但我們更清楚的也捫心自問：到底有沒有十萬教友進堂？」有人說，這是台灣經濟發達，宗教失去了他的吸引力。但是，從佛教和其他基督各教派，甚至若干新興宗教的蓬勃成長來看，台灣民眾的宗教渴望似乎從未衰減過。
梁潔芬修女說：「台灣有七個教區，在架構上可算完善，但在信友的培育上還有一段落差。」信友的培育不能跳脫其存在情境，掛空的去設計。雖然總主教說要求大家深切反省，並不是要去指責誰；但是，不客氣的說，台灣天主教會落到今天台灣、大陸、梵蒂岡三邊都掛搭不上，成了徹底的局外人，乃是教會握有權柄者長期懈怠、領導無方的結果。而向大陸傾斜的意識型態，及未能積極從信仰的角度深化並聖化台灣本土化的存在性訴求，更是全體天主教會問題的總源頭。
（本文曾於2006年5月15日在中國時報刊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