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抱朴
洪山川總主教接掌臺北總教區，單樞機在洪總主教就職典禮上致詞時說道：「整個臺灣教會完全是煥然一新，老的主教都退休了，現在都是新的了，並且都是土生土長的……。到現在臺北教區有七任總主教，第一任本土出生的主教，洪主教是第一位，我們的教會在臺灣真正紮根了！」
就教會信仰來說，主教既是鐸品的完滿，也是地方教會完滿的表徵。那裏有主教，那裏就有教會。過去三代主教—田耕莘樞機、于 斌樞機及他們的兩代學生都是被時代束上了腰，然後被帶到這一方全然出乎意料的臺灣。三代的耕耘，終於從這塊土地上長出教會的圓滿。
「整個臺灣教會完全是煥然一新，老的主教都退休了，現在都是新的了。」這句話讓人想到聖保祿宗徒所說：「在基督內……舊的已成過去，看，都成了新的」（格後五17）。我們甚至可以在單樞機的談話中，感受到西默盎懷抱主耶穌時的心懷：「主啊！現在可照的話，放的僕人平安去了！」（路二29）。老主教們以及前代聖職界親見後繼有人的喜樂溢於言表！
前代主教們榮退，委實可以說代表一個時代的結束。那一個時代使得中國教會成為一個苦難的教會，但也因而使臺灣教會迅速成長為一個充滿希望的教會，並且在最近廿年間作為苦難教會的橋樑教會。
在這紛擾的社會，在這個欲振乏力的年代，每思及此，該會對這段吊詭而卻充滿恩寵的歷史所透露的天主的奧祕，生出一些敬畏之忱吧！
洪總主教此刻為臺灣教會的首牧，他以及所有主教自前代主教的手中所承接的是臺灣最大的教會；但這個教會是一個特殊時代下的產物，也因此她不是一個緩慢而自然成長的階段所生成的。1949年後的十五年間突然出現了一大批信徒，但其後就有了非常嚴重的流失，以及極少數的後繼新血的補充。
去年（2007）年底，中研院有一個宗教變遷的研討會。與會者根據1994年以來三個梯次的社會變遷調查資料探討臺灣的宗教變遷。東海大學宗教研究所趙所長分析基督宗教在這六○年間的變化。他發現，在三梯次抽樣調查總數共5,678位受訪者當中，基督宗教徒有5.5%，其中基督新教徒有230位，而天主教徒只有77位；基督新教徒中，閩客一共是55.6%，外省為26.7%，而原住民為24.3%。但天主教徒中閩客一共只有25%，外省同樣也是26.7%，而原住民則多達47.4%。
更重要的是，這些受訪者是在1950至1965年間歸信的，基督新教有54位，天主教徒有38位；但1987至2004年之間，基督新教的歸信數約與前一時期相當，而天主教徒的受訪者只有1位。
他在研討會中問道：為甚麼我們很難找到新信教的天主教徒？評論的教授說，據他的觀察他覺得天主教很「懶」。他看到許多破敗的天主堂以及很老很老的神父……，整個教會予人的感覺是看不到活力！
我和他說：不，天主教不懶，她孜孜不倦地行善，而且也充滿福傳的焦慮。但天主教其實沒有向外傳過教，即便是前期的信友多半也都是自願來到教堂而後領洗的。
會後，我反思再三，我想天主教真的不是懶，天主教只是容納太多的內涵，而至腳步零亂而已：
她有心福傳，但宅門經常深鎖；聲望甚高，但社會接受度不大；心靈自由，但家業龐大而致步履艱難；內心有開疆闢土的焦慮，卻又有濃厚的上班族性格；亟思與現代接連，但又習於慣性運作；具有脫不去的威權色彩，卻勉力展現民主風範；企圖融通中華文化，卻與西方文明更為親和；意識到生根本土的重要，但浮游群落的特性甚強；擁有先知、王道和司祭的權柄，但經常予以分工而彼此甚少貫通；自許為宗徒傳統的承續者，但對於傳統的理解生疏的可怕；手上握有精心撰寫的文獻通諭，但教友至今甚至對四部福音的名稱多不甚了了……。
誠如單樞機所說：「我們的教會在臺灣真正紮根了！」的確，就教會學的意義來說，教會在臺灣是紮根了。但這根有多深？風吹、日曬、雨淋了四十年，趙教授在5,678位臺灣人中，只找到1位1987年後歸信的天主教徒！
新一代的聖職是一群最忠於基督的人。他們在六○年代起飛的經濟發展和許多聖職出走之際，毅然獻上自己的青春年華，而洪總主教又是她/他們中的一個異數：一位很晚、很晚的聖召；他的教友、神父和主教的聖召都比其他主教要晚很多。單樞機說洪總主教在教會內資歷最為完整，其實他社會經驗的資歷也最為完整：他在大社會中決志進入教會之門，而今將引領教會堅定地走入社會。
此時此刻，天主選擇了這樣的牧者作臺灣的總主教。也許，天主在歷史中所將實現的奧祕已在逐漸地展開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