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大川
在比利時唸書的時候,除了聖母聖心會的神父們之外,也認識了當時在台灣傳教的何勵行神父和他的弟弟一家人。何神父是比利時方濟各會士,弟弟續絃娶了一位年輕的台灣太太,姓方,育有一女一男。男孩名叫洛克,圓圓胖胖的,可愛極了,領洗時我當他的教父。
留學期間,我們常在布魯塞爾韓廷光神父(山西人)服務的華人教堂見面,彌撒過後也常拜訪他們的新家,接受方太太台灣式的款待。方太太矮胖但精力充沛,用左手切菜,乾淨俐落。她性格率直,常不掩飾其情緒,年長的威利,煙斗不離手,總是安靜、溫柔地護持著她。她們彼此間有一套只有他們自己才了解的英語溝通方式,孩子們說弗拉蒙語也說一點華語,文化的交會在這個家庭裡是每分每秒不斷在發生的事。威利已退休,很喜歡台灣,尤其酷愛台灣的海洋、大山和陽光。只要時間許可,據說他每次回來,都要帶家人驅車繞行台灣一週,其癡迷若此。
慚愧的是,回台近二十年,一頭栽進原住民的事務,對比利時人、事、物的懸念竟一直深埋在自己情感世界的底層,成了溫厚的回憶。這之間何神父過世了,許多消息像斷了線的風箏。直到2004年6月,瑞芳的戴立林神父(Michiel Delille)邀我一同籌設「財團法人戴立林文化藝術基金會」,塵封的記憶一點一滴重新再被喚醒。弗拉蒙區比利時的影像,以海外第一故鄉的份量,在我腦海清晰浮現。
戴立林神父也是比利時方濟各會士,1932年生於比利時林堡省(Limberg)馬斯麥克林鎮(Maasemchelen)。1961年奉派來台後不久(1968年),便開始在金瓜石、九份、瑞芳地區,肩負起將近四十年的傳教工作。1969年成立九份「育化舞蹈班」,並從1973年起率團出國訪問,以民族舞蹈的表演進行民間性的宗教、文化交流。至2004年止,共出國十六次,行蹤遍及歐洲各國、紐澳、南非、以色列和非洲等地。在台灣外交艱困的這三十年中間,戴神父的行動無疑是一件雪中送炭的志業,成就也受到各方的肯定。
九份、金瓜石和瑞芳一帶,半個世紀以來,有大量東部的原住民同胞移居就業,戴神父的傳教工作因而和原住民有著千絲萬縷的關係,他所建立的教會也成了原住民精神生活的堡壘。財團法人戴立林文化藝術基金會成立時,戴神父已深受肺癌之病痛所苦,但是每一次在電話中,他依然擔憂原住民孩子們的未來,並在他的堅持下,於2005年8月舉辦「2005原住民樂舞夏令營」。同年12月13日,神父竟以七十三歲之年病逝於三軍總醫院。今年(2006年)元月14日瑞芳教友假瑞芳國小大禮堂舉行殯葬彌撒,儀式和聖樂非常阿美族。一個比利時純樸的農家子弟,一生奉獻給教會,他的犧牲、奮鬥和慈愛,贏得了居住在福爾摩莎島上──一座幾乎和比利時同樣大小的島嶼,一群既古老又善良的弱小民族的回愛與熱淚……。
比利時方濟各會院院長德天道神父,在其追悼文和彌撒的致詞中,感慨地指出:「2005年12月13日之前,比利時方濟各會共留下83歲的胡文義、77歲的德天道及73歲的戴立林三位神父;如今戴神父離開我們,只剩下兩位神父了。不久之後,比利時方濟各會將沒有任何一位神父留在台灣……」。
比利時方濟各會自1871年至1951年被迫撤離,在中國湖北省宜昌縣傳教,八十年之間興建了三十三座教堂,前後約有一百二十多位會士來華,其中九位因其信仰捨身捐軀。1950年比利時方濟各會在大陸的最後一位主教,死於宜昌也葬於宜昌,而這位主教的出生地正是戴神父誕生的地方。根據年譜,戴立林神父是在中學時代聽了一場由中國大陸回鄉的傳教士演講之後,便立志修道,決心到中國傳教。這樣的殉道熱火,在一百三十五年後的今天,似乎即將在台灣告一段落。德天道神父的哀嘆,既是對好友的追悼,也是對一場前仆後繼信仰接力的歷史最後的憑弔。比利時方濟各會士在台灣五十五年,興建了十四座教堂,開辦了八所幼稚園、一所小學和一所中學,前後來了二十一位神父。
其實這是大多數台灣外籍傳教俢會共同面臨的處境,也是整個時代的趨勢。花蓮的巴黎外方傳教會是如此,台東的白冷會也是如此。問題的關鍵不在於我們要如何扭轉這個局面,而是本地的地方教會要如何積極接下接力的棒子?常聽本地的神父說,像戴神父這樣的外籍神父,之所以能推動那麼多的事業,是因為他們有豐沛的外援,有許多家鄉恩人的堅強支持。這種說法或許有它一定的真實性,但是這並不能當做我們未能有效接續這些外籍神父留給本地教會,無論有形或無形信仰資產的藉口。尤其對照近十幾年來,台灣民眾對像慈濟功德會那樣的宗教志業之全力投入、慷慨奉獻的例子來看,我們的教會顯然失去了某種可以引發信仰熱情和活力的要素。是長期的依賴?還是從主教、神父到教友的全體怠惰?我們應該在天主面前深切反省。
怎樣接續並發揚戴立林神父留給我們的遺產?或許是一個很好的觀察點,檢驗我們台灣教會有沒有能力處理來自天主白白的賞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