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大川（監察院副院長，寄自台北）
讀完韓德力神父在今年（2015）元月號《見證》，「發行人的話」所發表的〈南懷仁基金會對《見證》雜誌的歷史性決定〉一文，大約可以預見到《見證》的停刊應該是不遠的事了。果然，三月號一開頭，南懷仁基金會執行長René Stockman修士，隨即宣布魯汶董事會的決定：《見證》2015年五月號後停止出版。
一個修會或基金會對其推動的志業，基於時空條件的變化，以及種種內外因素的考量，決定將其轉型或結束，原本就是一件極為正常的事；除了尊重，我們很難做出什麼樣的評論。不過，做為一個關心台灣天主教會傳播及出版事業發展的教友，並曾為《見證》作者和長期讀者，有一些感觸和憂慮橫梗胸中，提出來或許可以讓大家多一些反省與檢討。
韓德力神父以「歷史性決定」，來形容南懷仁基金會對這件事情慎重的程度，可以想見那是一個多年評估思考、情感上猶豫難決的痛苦抉擇。韓神父扼要回顧了半個世紀以來，聖母聖心會在台灣福傳工作的剪影：
1963年，聖母聖心會士袁士林神父（Fr. Albert Geusens, cicm）創辦了《見證》，將原來在中國北方傳教時的會內刊物，轉化成培育教理講授人才對外公開的讀物；以拉丁語「Catecheticum」稱之，突顯其「教理講授」的編輯目的。
1970年，聖母聖心會成立「台灣牧靈研習中心」，《見證》持續為兒童、青少年、成人出版教理教材。那段時間應該是台灣天主教會最具活力的年代，我1972年進台大，親身經歷那生機蓬勃的歲月。
不過，隨著中華民國被迫退出聯合國，就在那十年，台灣面臨國內外最劇烈的政治社會震盪；台灣與梵蒂岡的關係，因中國代表權的問題，也產生了深刻的變化，教廷最後一位駐華大使葛錫迪主教被召回羅馬後，只派代辦來台。四十幾年來，台灣與梵蒂岡雖維持表面的外交關係，但始終潛藏著斷裂的張力。
十六世紀以來，中國與梵蒂岡的關係，在政治、文化層面分分合合，並不是什麼太稀奇的事。天主教會從福傳永恆的角度，沒有一天放棄過和中國文化與人民的溝通、對話。目前的情況，亦復如此。因而我們可以理解韓德力神父文章結論說的話：
「有兩件事是確定的：第一，總部設於比利時魯汶的南懷仁基金會，將不會繼續資助一份關懷台灣教會牧靈相關事務的雜誌。第二，南懷仁基金會的主要目標是『推動華人的福傳』，即便是《見證》雜誌停刊，南懷仁基金會仍將繼續為各地華人福傳貢獻心力。」
的確，南懷仁基金會從1980年代起，無論在人才培育、學術交流或文獻整理、研究、出版等各方面，都有鉅大的成果與貢獻。大家嘗試放下成見和爭議，回到歷史，檢視雙方走過的路，分辨其中深含的福傳種子，重新灌溉合一渠道。所以，結論的第二點是完全可以接受的。
比較令人不安的是第一點。從韓神父的文脈來看，當年聖母聖心會創立的台灣牧靈研習中心，之所以決定解散，乃是因為台灣地方教會的支持日漸式微，各教區各修會皆有自己的牧靈中心。那時，南懷仁基金會甚至也遲疑，是否要全面結束台灣牧靈中心？而對《見證》數年來的默默資助，也因訂戶始終無法顯著增加，似乎顯示有其他的出版物扮演了《見證》相似的角色。歷史關鍵性的問題又浮現了：南懷仁基金會要不要繼續支持《見證》？答案當然揭曉了。
我們對基金會的決定，完全沒有意見；但，其所引用的理由，卻與台灣天主教會實際的狀況不符。正好相反，1980年代起，台灣天主教會便開始進入一個大衰退的階段，尤其對照佛教和其他基督新教之發展來看。這三十年來，我們不但看不到愈來愈活潑的牧靈成長；更令人鼻酸的是天主教傳播事業一一萎縮，光啟社（包括文教視聽節目服務社）、《人籟》，加上現在的《見證》，其實天主教的傳播、出版事業，已經到了幾乎瓦解的狀態。
這當然不是聖母聖心會或南懷仁基金會的責任，主教團所領導的台灣地方教會，還有我們自己才是關鍵。比起其他教派，台灣天主教會要承受國際政治、兩岸情勢的壓力更大，我們需要更多的努力和自主的思維。
許多跡象顯示，我們的地方教會，在過去台灣社會激烈的變遷中，未能審時度勢，有效深化我們的牧靈工作。我們在進入第二個千禧年前夕，雖曾辦過「新世紀新福傳」大會，但成效似乎有限。如今事隔十五年，經過政黨輪替，台灣社會、國際和兩岸情勢又有了相當大的變化，我們是不是應該認真思考，組織一個檢視的平台，重新設定我們行動的方向和作法？
每天午餐後，我有散步逛書店的習慣，忠孝西路上的保祿書局是我常去的地方，偌大的台北市，它幾乎是天主教會目前唯一看得見的書店。和聖保祿孝女會的修女們打打招呼，為她們的堅持喝采。轉角樓上，即是《見證》編輯室，台灣牧靈研習中心也在那裡，它們都曾引領過天主教會走過那個時代的風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