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永達
在這一期，我們繼續來探討莫勒的教會學：
7. 教會的組織制度（The Organization of the Church）
莫勒把教會的行政組織，視為跨國際的羅馬天主教的共融團體（the largetransnational Roman Catholic communion），但她的整合體系是奠基在較高級的聖秩職務上（higher organization），即地方主教、宗主教（總主教）、全球主教團及教宗的職務上。
1）地方主教
為莫勒而言，主教的職務（非主教頭銜）是源自耶穌時代，也就是耶穌將宣講及管理教會的職務委託給宗徒團體，然後宗徒們建立主教職務（即聖經中的監督之職）作為他們的繼承人（註），此職務體系的建立，才能讓教會傳統延續，即持續發展。
主教人選的產生，按莫勒觀點而論，是應該由下（地方教會團體）而上遴選產生，因為此職務是整個地方教會共融及運作中心。為此，主教必須尊重地方教會的個體抉擇。但主教職權的賜予是來自耶穌，所以，主教行使職務是依天主、耶穌、或教會的旨意而施行，不能由地方的天主子民團體決定。
但是對於主教職權（episcopal authority）的運作，莫勒卻有了前後不同的觀念。在前期的思想中，莫勒主張，主教的權力不在團體之上或之外，而是在天主子民團體之中（with the congregation），主教職權的執行，是代表團體而運作（to exercise authority in a communal manner in the presence of the congregation）。但此觀點後來改變了，他的改變是肇因於社會環境的改變，而非主教職務本身。
正如西彼連（Cyprian, 200～258）時代主教制度的形成一樣，莫勒看到當代信友生活已不如早期教會團體的虔誠，於是主張主教不應再由天主子民團體選出，而應由教會根據法律遴選並賦予職權。這一主張，也逐漸導致主教與他的天主子民團體的疏離。
此外，莫勒也提出一個「高階奧體結構」主教神學觀（high-mystical-organizational theology of bishop）。為他而言，一個教區裡不應該有二個正權主教，因為主教是地方天主子民團體共融的中心與象徵，一個真正共融的地方天主子民團體不可能有二個中心。所有地方天主子民的個體，都因與此一地方主教共融，而成為真正天主子民團體（community），若不與主教結合則與教會團體隔離。
2）總主教（The Metropolitan Bishop）
總主教的職位，也是在歷史過程中發展出來。由於教會逐漸擴展，不斷有新教區設立。後來一些相鄰的教區，逐漸成立、成為區域聯盟，而形成一個更大的總教區，也必須有一個領導人，即總主教。總主教的人選，則由大地區各主教遴選而產生。
但即使是如此，莫勒還是承認，這並非是外在的因素所形成，而是內在生命整合性或合一性所促成，外在環境只是一個場合，促使此內在合一結構的產生因素。
3）世界主教團（the unity of the total episcopacy）
莫勒認為，全球所有的主教，形成一個整合的主教團體（a corps or college of bishops as a unifying structure）。教會從初期開始，各地區主教即已相互聯繫，此即新約時期由個體地方教會的教會學（diversity），進而發展出的大公性（Catholicity）或至一性（unity）。尤其在祝聖新主教時，會邀請鄰近其他主教參與。
然後到了第三世紀中期，即西彼連時代，就發展出普世主教團的結構。也是由此開始，所有跨地區主教團組織，正式成為一個完整教會統合的結構組織（a structure of the unity and solidarity of the church）。同樣，莫勒認為，是外在環境促使教會內在所具有的整合性與統一性呈現。
4）教宗首席權―教會的合一性象徵（unity in the primate）
整個教會，從開始就有一個領導的象徵。耶穌之後，初期教會領導人有三位，最早是伯多祿、耶路撒冷主教（大雅各伯）及聖保祿。大雅各伯殉道後，整個教會的中心就落在伯多祿及保祿身上。
伯多祿是領導中心，保祿則是福傳的動力，同時也是他重新詮釋耶穌宣講訊息的中心。我們今天對耶穌基督的認知及信仰內涵，不少是奠基在保祿對耶穌基督宣講的個人詮釋觀點上。
無論如何，早期的教宗首席權之地位，真正而明顯的呈現是在第三世紀之後，也即是在西彼連時代開始建構而成。
早期教會領導中心，有五個地方的宗主教聯合而成：耶路撒冷、安提約基亞、亞歷山大（埃及）、君士坦丁堡及羅馬。但因為羅馬是伯多祿及保祿殉道的地方，所以從開始，羅馬的主教便成為伯多祿的繼承人，而享有其他四位所沒有的備受尊崇的地位。但此僅是共融及合一的象徵，並沒有法律與權力上更高的地位。羅馬主教具有法律上的最高領導，全是後來才發展出來的。
8. 教會的聖事與禮儀活動（the activity of the church）
正如同教會的信仰發展，是隨著歷史的演變而逐漸建構而成，同樣，聖事或禮儀亦復如此。信理或信條是內在信仰生命的外在彰顯形式（或記號），同樣，教會的禮儀也是團體信仰之內在生命，朝拜天主聖三的外在統一之記號及行動之象徵。此統一之禮儀行動，正也象徵著教會生命的整體性與統一性。
但聖事的有效性與真實性，並不僅建立於外在的形式上，而是建立在它所要象徵的或所要表達的內涵上。為此，聖事禮儀是為呈現耶穌在福傳生涯中，其言行所要傳達的天國救恩臨在之記號。所以，在聖事的行動中，同時是天主救恩的真實呈現，但卻是透過外在記號。
為此，聖事行動本身，涵蓋救恩的真實內涵（恩寵）與記號：即象徵（symbol）與場合（context）；標記（signifier）與內容（signified）。例如，感恩禮中的麵包與葡萄酒，在祝聖成聖體、聖血之後，它不僅是象徵基督的身體或血而已，而是真實基督臨在其中。
莫勒同時也認為，聖事行動與記號，其實會在歷史中不斷地發展與改變，但即使是如此，禮儀所要表達的內在生命是不會改變的，反而是藉此更發展及更豐富。為此，莫勒並不反對聖事禮儀多元化之彰顯，以迎合不同歷史場合之需要。此即是今日教會所主張的，多元中的統一性。
總之，在特利騰大公會議之後，整個教會不管在信仰上或禮儀上，都一直走在統一及單一的模式上，使教會失去了活力與多元化。莫勒面對此一現象，卻能為教會開啟另一新的局面，他可以稱之為後來梵二教會學的先知。（全文完）
註：事實上，主教名稱及職務的確定，是在第二世紀後半期。初期教會團體，有三個主要職務，即監督（episcopacy，即後來的主教職）、長老（presbyter司祭職）、及執事（deacon）。這三者的職務其實沒有大小之區分。只是在後來的發展中，監督成為權力最大的主教，長老 / 司鐸成為主教的助手，而執事成為最末的一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