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國教

 
　　英國國教（或譯，「聖公會」），在官方的用語上稱為「英格蘭和愛爾蘭的聖統制教會」（Protestant Episcopal Church of England and Ireland）。它的源起與成型，在十六世紀開始的「宗教改革運動」的歷史上，是一個頗為特殊的案例──國王所發動、由上而下式的「宗教改革」。
 
　　起初，為切斷對羅馬教宗的效忠，英王亨利八世（Henry VIII, 1509–47）僅自命為英國天主教會的最高領袖，其它均未曾改變。在後日時來勢轉的發展中，逐漸在教理上偏向基督新教改革的核心內容，但始終與之保持距離。教會的行政架構，則一如其舊（雖然，在團體紀律要求上，有所變動），仍是「主教管轄制」（episcopal）。
 
　　關鍵的時刻，是在1527年。不到40歲的亨利，因憂慮未有兒子可繼承王位，急思與凱撒琳王后（Catherine of Aragon）離婚（他們已育有一女，即後來的瑪麗女王Queen Mary, 1547–53）。他向教宗克萊蒙七世申訴的理由是，他們的婚姻關係，自始即屬無效。凱撒琳於1502年被許配給亨利的哥哥亞瑟，但年方15歲的亞瑟四個半月後死亡（凱撒琳後來在法庭上堅稱，她和亞瑟未曾圓房）。父王亨利七世急於完成這椿聯盟西班牙的親事，因此申請到教宗的「例外恩准」（papal dispensation）再嫁給次子亨利。當然，亨利急於和情婦安‧鮑琳（Anne Boleyn）成婚，是眾所周知的。
 
　　亨利的這椿申請案，在教會法律上不是沒有轉圜的可能性。但是，由於國際政治的現況，讓教宗克萊蒙七世決定採取延宕不決的拖延策略。首先，因先前挑戰神聖羅馬帝國的年青皇帝查理五世（Charles V, 1519–1556），此刻的教宗已是查理的階下囚。再則，凱撒琳王后是查理的嬸嬸。
 
　　在「君主專制」和「民族主義」的風潮支撐下，亨利八世決定自行處理。1529年以後，一系列的法案在國會通過──英國教會獨立（不受羅馬教宗的管轄）而以英王為首（supreme head of the English Church）；違例者以叛國罪（treason）論處，且可處死刑。湯瑪斯‧摩爾（Thomas More）和費雪主教（John Fisher）於1534年分別被法庭判決和處死，是最著名的兩則案例。
 
　　阻礙既除，君王的意志即能貫徹。1533年5月，英國的法庭判決亨利和凱撒琳的婚姻無效。安鮑琳於6月1日被加冕為皇后，而於9月7日產下一女伊莉莎白（Elizabeth，亦即，女王伊莉莎白一世，1558–1603）。
 
　　亨利表態支持路德教派，乃意在與史馬卡登聯盟的日爾曼諸侯示好，以對抗鄰近天主教國家──法國和西班牙──可能的進犯。
 
　　亨利國王依照歐陸新教改革的慣例，取消了「修道院」（monastery）制度，因而得以沒收大批的修道院和附屬它們的大量土地。對於各地主教在其教產上的每年收益，則規定半數需繳交國王。但是，亨利並未獨吞，而是與他指定的貴族們分享（因此，增加了「既得利益者支持」的籌碼）。終其一生，亨利八世的所謂宗改行動，概以政治考量為前提。他使用「Protestant」這個字，來稱呼歐陸的那批基督新教徒。他自認是個天主教會體制內的改革者，多使用「evangelical」這個名詞。其二十年來、由上而下式的宗改行動，業已在教會體系和政府內，形成一股穩定的與羅馬教宗分裂的勢力。雙方的和解，似乎已不太可能。
 
　　繼位的愛德華六世，在其六年的主政期間，系統性地加速「新教化」（Pro- testanization）的腳步。
 
　　接任的瑪麗女王，則反其道而行，採取一連串的行動，試圖將英國的教會帶返天主教的傳統。許多堅定的「宗教改革者」流亡歐陸，尤其是避難於新興的日內瓦喀爾文派地區。實地見識到歐陸不同體系的宗改行動，這批「宗教難民」猶如出國留學進修一般，反倒強化了其中的菁英份子。六年的「流亡期」（Marian exiles）後，他們返國致力於領導和實踐這類系統性地、宗教性的改革運動。例如，諾克斯（John Knox）在蘇格蘭建立了大不同於英國國教的「長老教會」。而在英格蘭境內，也開始滋生、茁壯了一批「清教徒」（Puritans）的團體。
 
　　瑪麗女王援引國外勢力（如，西班牙、日爾曼皇帝，和羅馬教宗）支持恢復英國天主教的實例，更刺激了英國民族主義者和愛國者的反彈，反而觸發了普遍的「反天主教」情緒。
 
　　繼任的伊莉莎白一世女王（Elizabeth I, 1558–1603）在穩住政權後，又將教會拉回到愛德華六世的宗改基礎上。在她近半個世紀的長期統治下，英國式的、獨特型態的國教教會，已然決定性地奠定了基礎。
 
【註釋】
 
Puritan Party（清教徒黨）──
 
　　英女王伊莉莎白一世的「宗教安定法案」（Settlement of Religion, 1558）以穩定政情為首要的考慮，為安撫宗教改革意見不一的各方勢力，是一個溫和型的宗改方案。先前曾在瑪麗女王主政六年期間流亡日內瓦、親身浸潤喀爾文教派改革作風的急進宗教人士，認為改革的理念被大幅度地妥協化了，急思有所進一步的努力，因而產生了所謂的「清教徒黨」（Puritan party）。
 
　　「Puritan」這個名詞，史家的定義紛紜。這批清教徒，隨著時間和環境的演變，其心態和表達方式，亦各有不同。大致上，是指熱情而執著於追尋完美基督徒境界的一群人，他們以日內瓦喀爾文所塑造的教會為典範，要求改造出一個「純潔的」教會（a pure church）。
 
　　有別於英王所推動的、此刻已在全國境內奠定基礎的「英國國教」的教會體系，在十七世紀英國歷史上所謂的「清教徒」，涵蓋有許多不同的、大大小小的「教派」。「長老會」（Presbyterians，在蘇格蘭境內是主流教派）、獨立自治派（In- dependants）、和會眾自治派（Congregationalists），僅是其中較大的一些教派。
 
　　伊莉莎白女王近半世紀的長期統治，以及1588年擊敗入侵的（天主教國家）西班牙「無敵」艦隊（Armada）等對抗外國天主教勢力的事件，令這群人沒有採取具體行動躁進的藉口。自認為受制於現行法令，而不能實踐其宗教理念的某些會眾（congregation）團體，因此另覓其它能有宗教自由的「新天新地」。
 
　　1620年11月搭乘五月花號（Mayflower）帆船抵達北美洲麻色諸塞的鱈魚角（Cape Cod, Massachusetts），是1607年即已離開英國的家鄉而移民荷蘭，再輾轉而來的一群人，他們就是這一類的「清教徒」，在美國歷史上被尊稱為「朝聖者祖先」（Pilgrim Fathers）， 其意義不難了解。
 
　　留在英格蘭繼續奮鬥的清教徒，則是英國內戰（English Civil War, 1642–1651）時期的要角。以宗教的角度來觀察，史家認為這是「清教徒」與「英國國教」之間的一場鬥爭。
 
餘波盪漾到十七世紀
 
　　詹姆士一世（James I, 1603–25）於36歲繼任為英王。其實，他一歲多時已是蘇格蘭的國王，對其境內業已奠基成型且偏好「共和政體」的長老教會，有著深刻的個人經驗和體會。繼任英王後，為遂行時代潮流的「君主專權」政治，他衷心擁護「英國國教」的立場，自是不言可喻。
 
　　動員47位專家學者，歷時七年，於1611年出版的英譯聖經，是一項傳世的巨大成就，被稱為「英王詹姆士版本」或「欽定本」，至今仍流傳使用著。該譯文也反映出他的傳統宗教立場。
 
　　英國的內戰（Civil War, 1642–9）縱然糾結政治和經濟等複雜的歷史因素，與英王查理一世對立的「國會」（Parliament），其所代表的宗教立場是「清教徒」式的──不滿於「英國國教」的現狀，而要求更進一步的「純化」（pure  Church）改革。
 
　　國會於1649年戰勝國王，審判後予以處死，開啟了11年國會統治的「共和政體」（Commonwealth, 1649–60）時期。激進派的「清教徒」國會議員，雖居於少數，但有得勝軍隊（即，克倫威爾Cromwell率領的軍隊）的支持，始終能控制國會。
 
　　他們企圖將清教徒理想的儉樸而嚴肅的生活方式，以政令的手段，推動於全體人民（註：類似於1550年代喀爾文在日內瓦所推動的「全盤式」宗教改革行動）。譬如，以「清律」（blue laws）的法規要求，禁止人民從事賽馬、賭博、鬥雞、犬熊相鬥，和戲劇等活動。後世史家的批評說：「清教徒之所以要禁止犬熊相鬥的賽事，並不是因為他們愛護熊（在賽事中，犬是自由活動的，而熊則是鍊條鎖住），而是因為它給予觀鬥者的『快樂感』」。另一則當時流行的打油詩──老子來到班伯里（倫敦以北116哩的小鎮）／望見聖潔的清教徒／在星期一吊死了他的貓／只因為他在星期天（安息日）吃了一隻耗子──頗能傳神地描繪他們的心態。
 
　　幸而，此類的「嚴刑峻法」，並未徹底實施。一則，在國會內和人民中佔多數的仍是溫和派（如，長老會派和業已奠基的英國國教派）。另則，宗教寬容的思想已經普遍地被接受。何況，「言論自由」乃是清教徒的基本信條之一。
 
　　若干的少數派別，如「千禧年論者」（Millennarians）、「基督再度來臨論」者；以及類似建立共產社會的「掘土派」（The Diggers）和烏托邦式團體的激進思想，都曾被寬容。
 
　　其中，「教友派」（The Quakers，或稱The Religious Society of Firends，或譯為「貴格會」）的會眾，可說是清教徒中的清教徒。其領袖為喬治福克新（George Fox. 1624–91）。 他們甚至認為，一枚小徽章也代表著某種的虛榮。
 
　　他們強調新教改革所共通的一個基本理念──「凡我信友，皆為司鐸」（The priesthood of all believers）。因此，該教派沒有正式任命的神職人員（牧師）。在聚會中，任何會友有所屬神的觸動（感動），都可以站出來講道和做見證。他們認為，要使別人接受他們的信仰，此乃是上帝的工作──在祂所預定的適當時刻，自然會找到祂。不使用武力的和平，和宗教寬容的思想，是絕對的「善」。
 
　　1660年後的王政復辟，雖已建立了「國會至上」的憲政原則，卻又回歸到英國國教傳統的制度。「宗教寬容」已是個事實，而不僅止於理想而已。凡不信奉英國國教信仰的新教人士，都被稱作「不信奉國教者」（dissenters，後來，陸續有更中性的稱呼，non-conformists或Free churchmen），僅有略微或象徵性的公職上的限制。
 
　　在英國境內已成少數的天主教徒，在某種程度上，也受到宗教上的容忍。但對於在愛爾蘭境內佔大多數的天主教徒，則始終是個難解之題。
 
　　1688年的「光榮革命」，在國會內人士主導下，迎接瑪麗女王（Mary II, 1689– 94）──詹姆士二世（James II, 1685–8）第一次婚姻的兩位女兒中的長女（次女，即是後來的安妮Anne女王，1702– 14）──及其夫婿荷蘭奧倫治的威廉（William of Orange，亦即，英王威廉三世1689–1702），趕走了現任而偏向天主教的詹姆士二世。
 
　　1701年，國會又通過一項「王位繼承法案」（Act of Settlement），剝奪已流亡的詹姆士二世於1688年在巴黎出生的兒子（天主教徒）的王位繼承權，並指定已嫁給日爾曼漢諾威王室的詹姆士一世的外孫女之子（新教徒），為安妮女王的繼承人──喬治（George）是漢諾威王朝的第一位國王。
 
　　蘇格蘭與英格蘭王國，在1707年國會制定的「合併法案」（Act of Union）下，合併成為一個「大不列顛王國」（Kingdom of Great Britain）。統一後的國旗（Union Jack）， 白底紅色正十字架（Cross of St. George）代表英格蘭；斜十字（Cross of St. Antony）代表蘇格蘭。從此，藍底紅色米字形國旗遂告確定。英國國教是官方教會，而長老教會在蘇格蘭境內則一仍其舊。
 
　　英格蘭民族務實的特性，可見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