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耕種
二、農事合作
荒旱歉收，在農村裡乃是常有的事，小農戶們遇到了這種年歲，能有飯吃，就算大幸了，他們是難得有積蓄的，春耕的時候，那就更要困難。籽種缺乏，糧價暴漲，但是農田卻不能不種，在無計可施的當兒，他們只好負擔著重大的利息，向富戶人家借貸籽種、食糧，假如再來些意外的災難，譬如匪亂和疾病等等，便只有走典房賣地的下策了。
這種情形，並不是我們虛構，這是無數的農民們都確實遭遇過的惡運。我們一點也沒有誇大其詞，故作危言。有時還不止如此咧，如果不幸，歉年以後接連再來個歉年，情形就要更壞了，這時農民們收穫的雜糧，結果或者就只夠還債，那麼自己只有帶了妻子兒女沿街行乞了。
一般居民都知道，教士遇見了這樣的悽慘情景，必會本著宗教家的博愛精神，設法救濟的。
種地的時候到來了，教士必然要借給他們籽種和食糧，而利息卻是沒有的。他們只須口頭上許下借了多少，在秋收後就償還便可。如果秋收欠佳，延遲到下年補償也沒有什麼不可。這樣一來，農民既不受窘，又絕無債主的追討，縱使以後該出一點損失的賠償，也不過是乾糧與濕糧的區分。如果他真是一貧如洗的農民，教士也能斟酌情形，把籽種及緊用的餱糧白白贈給他。
在不少的教堂所在地，有一種組織，稱作「公會」。這個「公會」的職責，除了調查貧戶，設法救濟他們以外，還要為公益事業服務。例如南壕塹公會，冬季要負責修橋補路；蓆吉灘（三邊）的公會，則常常推行植樹運動；有的負責辦理安老院，也有的管理育嬰堂。
最近有幾處教堂的「公會」又發展成了一種「合作社」。現在將該合作社的組織大綱，介紹在下面：
合作社採一種聯合自治制，而由教士擔任監督，春糧秋還，應繳的費用為2成。交易以糧為標準，目的乃在避免糧價跌漲時，投機者從中漁利。至於繳費2成的原因，就是因為「合作社」春天付出純淨的乾糧，而秋後收入的是未經簸選的濕糧，差別當在5%至8%，又因鼠嚙潮蝕，要損失約在10-12%。
全體農民，不分宗教信仰，不分等級，均可參加合作社，但借糧須為種地，不得移作他用。
至於合作社的經理人員，則由團體選出，沒有薪給，沒有酬勞。第一次散放籽種由教堂擔負，另設4人組成的執行小組，辦理無力工作的農民的救濟事項，決定是否准予農戶緩期還糧，規定餘糧用途。
村民間如發生糾葛，也由該小組公平調解，絕不使雙方演成訴訟。教士則嚴密監督，以防經理或會員舞弊自肥。
以十年的收成平均計算，從來沒一年會超過60%：因此可以說一年豐收，二年收成的平均就為70%，三年則為50%。由此看來，借貸籽種的辦法，對於小農戶是很有裨益的。否則偶然遇到了旱災水災的荒年或匪患，在富戶是災難，在大部分貧苦的人民就是生計攸關。地方上還是以窮人居多，所以這種辦法是值得推行的義舉。
邊疆農民每年春天能有籽種及需要的食糧，就可以算他們一年農事成功的保證。窑子溝教堂在民國二十二年到三十二年，十年中間，共計出過籽種2300石，用收回來的剩餘利益，居然買了不少的羊，成群的牧養著。
還有一個問題是教士們關心的，即多數農民，初次墾地耕種，常常很少盈餘，凡遇急用時，就往往賤價出賣他們的食糧。普通秋收以後，要繳納官租社款，開發工資，還清舊賬，購置冬衣，那一樣都需急款，於是不得不將辛苦所得的秋收，正當賤價出糶，自己祗保留最低限度的一點點（有時連這一點也不充足），以及來年的籽種。
此外又有一種困難：即農村裡普通沒有糧商，農家自己搬運食糧，跋涉三天的路程，就無形中增加了兩倍的損失，人手和車牛，既因此不得不暫時丟開田間工作，房火店錢，也是一筆消費，這樣一來，留到第二年春天，可售10元1石的糧食，秋天便只能收到4元的代價了。
為解救以上的困難，教士們於是特別設立了另一種組織，茲敘述如下：
民國二十四年，頭號教堂（察哈爾）教士籌集了2000元的基金，修蓋幾間倉房，凡村中農民，不限宗教信仰，都可以把糧食存放到倉房去，祗規定兩個條件：（一）耕田不及60畝者，才可以存放；（二）存放的糧食，祗以蕎麥為限。教士照時價，每石出7元錢的代價，到第二年四月向外糶出，實得15元5角，盈餘的款子仍交給寄存的農民，這當然對於農民們是有百利而無一弊的。民國二十六年，教士們又擴大組織，設立「借貸所」，以便援助農民春秋開支的困難。「借貸所」由教士任監督，並由村民自己選舉兩個助理，收存糧食，登記賬目，便是他們的職責，每年存戶存糧的賬目都要清算一次。
民國十八年，石柱子梁教堂（察哈爾）設立一種「籽種社」，會員也不登記，也不納會費，教士拿出糧食15石，作為「籽種社」的「基金」，准許缺乏籽種的農民分領，但是只以作籽糧為限，並約定償還的時期。如果秋收豐富，就應當多繳3成；秋收欠佳，則多繳2成，或者完全豁免。沒有幾年，基本籽種，集有60石，足夠全村民眾輪流使用2年的時間。借籽種的農民如到了期限，抗不繳還，則取消其會員資格。這樣試辦了三四年，成績很好，窮苦的農民，既直接得到了救濟，販運糧食的，也無形中得到了利益。不過為使此「籽種社」內部組織完善，不致弊端滋生，教士們是隨時必須嚴密監視的。
「農村合作社」事實上雖像是一種新的組織，但從前的教士也早就想到過這個問題。傳教士初到邊疆的時候，有一位比國籍的司福音，為第一批來到河套的傳教士，他在光緒九年（1883），寫信發表意見說：「直到如今，此地居民的生活還不能算是幸福。因為交通阻塞，農產物不能向外輸出，而日用物品也無法購買。包頭是距離此地最近的都市，然而黃河通行，還有1000餘里，搬運糧食，十分困難，說到衣服、傢具和農具，都要由都市運去，價格就更昂貴到駭人聽聞了。夏季河裡雖然通行，但地方情形，依然是不景氣的。冬季河水凍結，居民的困難更加嚴重。我也知道這一帶地方的移民會逐漸增多，將來自然有商人來作買賣的，可是目下農民們受著高利貸的壓迫，其處境之難，殊屬可憐。」
「在歐洲，這種困難，並不怎麼難以解決。因為在歐洲，各種組合事業，已經普遍。在中國誠然也有不少人知道這種組合事業，對於公眾是有益的，但此地農民太窮，實在沒有力量舉辦出有效的合作事業來。因為興辦這種事業，應該有相當的財力，建築廣大的倉房以積存食糧；還要設立一個百貨店，使入股合作的農民們，都能以便宜的價格，購買他們的日用品。拿不出錢來，事情當然便辦不通了。」
「並且即使有了相當的財力，這樣的『合作社』假如沒有教士充任經理，則農民們實在難以獲得實益。有人或者認為經營物資財務，似非教士之職，我可以答說，在關外，尤其是河套地區，乃是中國的新開植地域，所有的農民，多因貧苦所迫，從關內遷來，教士們傳教的第一步工作，當然是要使他們得到安定的生活。曾有一位先進的教士說過：『傳教的對象是人，而人不能吃空氣生活』。這句話是一點不錯的。」
這雖是過去的話，還值得我們警覺。
民國二十五年，蔣主席在一個座談會上，對華北新報記者說道：「提倡社會合作事業，乃是中國復興的基礎。」由此可見，合作事業的重要，而事實上抗戰以前幾年的時期內，由於政府積極提倡，全國各省也確已普遍舉辦許多合作事業。
但可惜就在民國二十五年的時候，全國合作社竟有30%無形中停頓了。結果是富者益富，貧者益貧，其中的主要原因即是經理不得其人，所以全國合作事業促進會張會長曾對一位教士說道：「天主教教士能參加辦理，極表歡迎。」就是因為他曾親眼見到邊疆地帶教士組織的合作社，能繼續存在，並已得到了美滿的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