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潔芬
這個系列的話題將圍繞著教會與政治而討論，將有數篇雜文，試從港澳教會出發，以國際政治的角度，討論兩岸四地天主教會與政治和社會的關係。討論重心多介紹港澳教會本身的發展和大陸教會的關係。又因以往本刊內之鴻文對台灣教會與社會關係已珠玉紛陳，且各文章立論精闢擲地有聲，不容筆者畫蛇添足，故非不得已少談台灣，這點請讀者見諒。
歷史文化背景
先談港澳的歷史文化背景罷，香港和澳門位於廣東省珠江口，二地相距60里，一小時的航程可到達，每隔15～30分鐘就有渡輪來往兩地，兩地距離廣東省會廣州145（澳門）和130里（香港）。
但香港和澳門因都市的大小不同，所處的地勢各異，澳門只得15.5平方公里，近年因大量填附近的淺海增到28平方公里，人口50多萬。香港總面積1,104平方里，人口七百萬。
雖然二者都是經過殖民統治（澳門為葡萄牙人管了400多年，香港受英國人統治了150年），澳門在葡萄牙人拉丁文化下，萬事以融洽為主以和為貴，講求人際關係遠勝於企業的成功，其核心價值是保持高質素的優悠文化生活，經濟發展是次要。
香港在英國人的盎格魯．薩克遜（Anglo-Saxon）文化薰陶下，衍生出公平競爭、法治精神、在經濟上勇敢進取的態度，加上香港是個深水港，可停泊遠洋輪船，從事轉口貿易，所以在150年的英國人治理下，由小漁村逐漸經營成為國際商業城市。
而澳門開埠雖有400年歷史，但因沒有深水港作轉口貿易，不能發展成國際商業中心，只能成為區域性的都市。
但葡人對澳門中西文化的保存和發展，有他的一手，是香港不能望其項背的。所以澳門的舊城區（市中心）於2005年成功在聯合國申請成為世界遺產，其中美輪美奐巴洛克式的天主教堂就佔了差不多半數。
還有，香港的填海工程，將維多利亞港的水道越填越窄，尖沙咀和中環之間的水道像條大坑渠似的狹長，深為環保和愛港人士所痛心疾首。
這邊廂，澳門西灣和南灣一帶的填海取地，不但沒有破壞西灣和南灣海邊綠蔭下堤岸的景觀，除了仍保存幾百年來「翠堤春曉」的集體回憶外，填海得來的土地，與古老的堤岸以人工湖相隔，使實用、美景、懷舊在填海工程中兼而有之，是城市設計少有的絕妙佳作。
港澳教會的襁褓時期
港澳的天主教會，都在英葡統治之初由歐洲東來的傳教士建立，1554年開始，葡萄牙商人向香山縣官員納貢每年500兩白銀後，才獲在澳門長期居留。
早期葡萄牙未派官員統治澳門前，由隨商船來澳的傳教士，帶領商船上的商人和水手建立管治體制，治理這塊租來的彈丸之地。
首任澳門主教賈耐勞（Carneiro 1576～1581）興建了「議事堂」即「市政廳」（回歸後改名為「民政總署」），自己擔任主席主理澳門的民政事務，又依葡萄牙的濟貧制度，設立名為「仁慈堂」的福利機構，為有需要救濟的人士提供生活援助，並建「白馬行醫院」，治療熱帶傳染病；以及設立「拉匝祿痲瘋病院」收容隨船而至的痲瘋病人。
澳門亦稱為「天主聖名之城」。他們服務的對象直到十九世紀大都是葡人，沒有華人，因為香山縣政府以圍牆為界，容許這些外國人居住在海邊的「澳門街」，華人日間與之做買賣，但晚上必須離開。
所以四百多年來，澳門在葡人統治的時代，天主教會與政府的關係非常密切與和諧，甚至達到政教步伐一致的程度。
例如在澳門出生的嬰兒，在教堂領洗後教堂發出的領洗證書，可代替政府簽發的出生證明書。男女在教堂舉行婚配後，教會簽發的結婚證書可成為正式結婚證書，而全球通用。政府也順水推舟，將澳門教區內各堂區分界作為選舉區域分界之用。
香港天主教會的成立，表面上說是派隨軍司鐸照顧天主教愛爾蘭英軍的靈性需要。實際上是教廷為擺脫葡萄牙「保教權」的陰影，在香港剛歸英人統治的一刻，所成立的監牧區。
所謂「保教權」是指中世紀教廷與葡萄牙王亨利，於1454年簽訂的協議，葡萄牙容許天主教士在其遠東新佔領土地上傳教，教宗則授權葡萄牙人保護佔領地上的教會作為交換。
因為教廷覺得「保教權」下的教務，受葡萄牙政府過分干預，為教會弊多於利，於是設立「傳信部」（現稱「萬民福音傳播部」），主理歐洲以外的海外教務和傳教工作，目的是擺脫葡萄牙政府繼續干預教務。
1840年英人初到香港，香港島上當時全無天主教存在的蹤跡，但教廷仍於1841年成立香港監牧區，將香港島及其周圍方圓6里的教務，脫離澳門教區，歸香港監牧區管。
此時亦把傳信部專為中國傳教事業的總務處，由澳門遷到香港，擺脫葡萄牙政府的干預和壟斷，由傳信部駐澳門代表瑞士藉的若瑟神父，任香港監牧區首任監牧，兼照顧當然駐港愛爾蘭籍（以天主教徒為主）英軍靈性上的需要。
香港第一座天主堂－無原罪聖母總堂，是1841年建於中環史丹頓街的一間小木屋，1842年遷往威靈頓街稍大的平房。就這樣香港天主教會在信奉聖公會的英人管治下，無政府的依靠、及卑微的條件下日漸長大。
香港天主教會是歐美來的傳教士赤手空拳建立起來的；傳教士一步一腳印地經香港到內地傳教，而香港也逐漸成為進入內地的中轉站，獲取補給的地方。
反思
澳門教會的成立與政府的關係既密切又融洽，教會在澳門開埠之初，可謂是權重一時。有政府撐腰，以後教會的發展可以說是無往不利，也算是洪福齊天了。
先賢老子有云「福兮禍所伏」，真的有其道理。時至今日，有400多年歷史的澳門教會與150年的香港教會相比，其活躍程度，有很大距離。自1966年123事件澳門左派暴動後，教會被推到社會邊緣，影響力越見薄弱，近期每年領洗人數不超過100（香港是2000到3000人之間）。原因當然很多，以往與政府密切關係是原因之一，這點以後再詳談罷。
前言香港天主教會的發展是由傳教士打拚起來的；因為信奉聖公會的港英統治者，對主政香港監牧區的法國傳教士、和後來的義大利傳教士，十分不友善。不但彼此既不同文又不同種，而且在歐洲英法常處戰爭敵對狀態，英國又以日不落國而瞧不起義大利人，視之為歐洲弱國。
所以香港天主教會得不到政府幫助，比起澳門算是有禍，但「禍兮福所倚」，日後香港教務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蒸蒸日上，遠超澳門。原因有很多，是在禍中求福求勝的結果。這點值得我們日後詳細討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