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間透視】尼尼微之鑑〈談談台灣獄政體制的改革〉　張世強

 
　　近日以來，身繫多起司法案件並入監服刑數年的台灣前總統陳水扁，再度因身體健康疑似亮起紅燈，而在朝野掀起一波應否「保外醫治」的熱烈爭論。

　　事實上，從總統任內開始，圍繞在陳水扁周遭的各種法律和政治爭議，像有沒有貪污？該不該被關？能不能用桌子吃飯和寫字？要不要軟禁、保外醫治或特赦？始終沸沸揚揚吸引高度矚目，儼然形成一種特殊的「陳水扁問題」。

　　儘管經過幾年的疲勞轟炸，很多人可能早已厭倦，但作為一位天主教徒，卻不能輕忽在「陳水扁問題」背後所透露出的訊息，特別是關於台灣整體獄政體制的嚴肅反省。
   
　　循此思考，本文認為，美國天主教主教團在2000年針對美國刑事司法體系提出的一份著名聲明（Statement）《責任、遷善和修復：天主教對於犯罪及刑事司法的觀點》（Responsibility, Rehabilitation and Restoration: A Catholic Perspective on Crime and Criminal Justice），可作為我們反省的重要依據。
 
　　這份聲明根據天主教社會訓導的精神清楚指出：

　　一、作為天主的子女，任何人的人性尊嚴都必須被捍衛（無分受刑人或受害人），且應享有人性尊嚴而非以良善行為作為前提；
 
　　二、懲罰並非刑罰目的，報復只會激起受刑人的仇恨。刑罰旨在維護與保衛公共利益，讓受刑人認識並學習承擔社會責任，修復受刑人與受害人的傷痕；
 
　　三、強化家庭與社會聯繫有助於消弭犯罪，也有助於受刑人回歸社會。隔離家庭與社會聯繫，也許便利於監禁施行，但卻會增加回歸社會的難度；
 
　　四、犯罪並非單純的個人問題，根除犯罪環境根源需要整體社會成員共同攜手，教會也可以從基層扮演重要推手。
 
　　《責任、遷善和修復：天主教對於犯罪及刑事司法的觀點》並非為特定個人量身訂作的「特權」標準，而係天主教會基於天主教社會訓導精神，針對整體犯罪和刑事司法問題提出的普遍性標準，從中不僅可以窺見晚近天主教會對於「監獄人權」的基本立場，形塑未來整體獄政改革的藍圖，也可以從以下三個面向，讓我們重新思考「陳水扁問題」背後的重要意義：
 
　　第一，我們應該關注「人權」而非「特權」：任何人皆應享有符合人性尊嚴的對待，陳水扁自然也不例外。受刑人雖因違反社會規範而受到監禁，卻不代表必須受到虐待或歧視；此外，當我們關心陳水扁個人待遇問題時，也應重視全體受刑人是否已獲人性尊嚴的對待，包括：飲食、衣著、安全、醫療、教育與合宜勞動等等。

　　就此而言，今日台灣整體獄政體制和現況，無論在軟體或硬體方面，似乎仍然存在極大的改善空間，特別是當我們拿台灣監獄的現況相較於挪威著名的「哈爾登監獄」（Halden fengsel）之後，[1]絕對會有一種「天壤之別」之感！
更重要的是，對於很多台灣人民或司法人員來說，雖然他們都會高談監禁的改造與教化功能，但其實仍多囿於違背人性尊嚴的落伍觀念，認為監禁只是一種報復和懲罰的工具。[2]
 
　　第二，「人性尊嚴」考量優於「政治和司法判斷」之上：不可諱言地，今天台灣社會對於「陳水扁問題」的立場非常分歧，有人認為陳水扁受到政治和司法迫害，應該為他爭取公平審判並洗刷政治冤屈；但也有人認為陳水扁根本尚未為其犯罪付出足夠的司法代價，也始終迴避面對並承擔政治責任；但我們必須注意的是，儘管追究政治和司法責任非常重要，但卻不是能否享有「人性尊嚴」對待的「前提」。

　　換句話說，一位受刑人即便十惡不赦且毫無悔意，或尚未釐清政治與司法責任，也必須享有符合「人性尊嚴」的對待。因此，縱然陳水扁迄今仍有許多政治與司法責任尚待釐清，依然有權接受符合「人性尊嚴」的對待。
 
　　第三，關注獄政功能的健全及參與：《責任、遷善和修復：天主教對於犯罪及刑事司法的觀點》非僅關注「人性尊嚴」，更重視獄政功能的改造及健全化，強調社會參與及犯罪根治的重要性；然而，自從把陳水扁關起來之後，獄方有無認真關注他的家庭和社會聯繫需求？考量他將來回歸社會的適應力？透過教化讓他學習並承擔社會責任？

　　嚴格來說，假定今天陳水扁真的關出毛病，這是不是失常獄政之下的產物呢？如果連身為前總統的陳水扁都必須落此下場，其他沒有身分地位的受刑人，又會遭遇什麼樣的待遇呢？但令人遺憾的是，今天「陳水扁問題」雖然引發各界關注，但大家的焦點卻似乎只聚焦於陳水扁個人，並未喚起對於整體台灣獄政問題的嚴肅討論。
 
　　根據以上準據，本文主張，儘管我們反對以「醫療人權」為名混淆「政治和司法責任」追究的政治操作，但基於「人性尊嚴」的考量，陳水扁不僅應該享有「保外醫治」（Release on Bail for Medical Treatment）的待遇，也應該全面檢討「保外醫治」制度能否給予受刑人足夠的醫療照顧；即使部分論者認為，「保外醫治」就是國外的「醫療假釋」（Medical Parole）或「保外就醫」（Compassionate Release），輕易適用「保外醫治」等於變相釋放陳水扁；[3]但本文並不認同此種論點，因為台灣根本沒有類似國外的「醫療假釋」制度，[4]台灣的「保外醫治」不僅必須以具保作為前提，醫治期間也不能計算刑期，因此「保外醫治」不等於為陳水扁輕開出獄後門。[5]

　　但針對論者提出的「軟禁」與「特赦」主張，[6]本文則傾向抱持反對的立場。首先，針對「軟禁」來說，由於「軟禁」並無法律依據，完全跳脫「監獄行刑法」規範，不僅恐將流於「特權」之譏，也無法公平兼顧整體監獄「人權」；其次，針對「特赦」而言，「特赦」固屬總統特權，[7]係指總統可以免除執行特定已受確定判決刑事罪犯之刑罰，[8]但卻不表示總統可以恣意運用此一特權。
 
　　本文反對目前施行「特赦」的理由有二：

　　就法律層面而言，「特赦」必須以判決確定為前提，陳水扁涉及的各項司法案件並未全數判決確定。倘若針對已受確定判決之案件逕行「特赦」，也可能會產生一個問題，就是身為主嫌的陳水扁都已獲得「特赦」，那麼，同案其他判刑人員是否也需要一併「特赦」？

　　就政治層面而言，儘管很多論者主張，下令「特赦」陳水扁可以促進「藍綠和解」，但「特赦」之後藍綠便能和解嗎？藍綠和解就能為台灣人民帶來幸福嗎？        今天「陳水扁問題」成為台灣政壇揮之不去的夢魘，不正是藍綠長年惡鬥的結果嗎？為什麼我們人民必須為藍綠政客惡鬥收拾爛攤子？為藍綠和解犧牲是非判斷的標準？

　　「特赦」固然屬於政治判斷的範疇，但天主教的訓導清楚告訴我們，任何政治決策都不能背離「公共利益」（不是政黨利益或個人計算）；然而，在目前的情況中，本文還沒有看到「特赦」陳水扁背後真正的「公共利益」考量。
我們不能忘記，前教宗若望保祿二世（John Paul II）在2002年「世界和平日」（World Day of Peace）訊息（Message）中所提到的著名觀點：「沒有寬恕，就沒有正義。沒有正義，就沒有和平。」教宗告誡我們，正義與寬恕並非對立的概念，寬恕不等於反對正義，也不等於漠視糾正錯誤的需求，而是正義的完善，帶來真正的秩序穩定，從人心徹底根除傷害與衝突因子。
 
　　寬恕是一種個人選擇，需要勇氣對抗仇恨與邪惡的天性，必須先在心中根植才能化為現實，讓加害人與受害人脫離罪惡與仇恨的陰霾。

　　在此意義之下，本文認為，如果我們真的希望在「陳水扁問題」上得到真正的和解，不是一昧漠視糾正錯誤的需求（例如：隨便尋找理由為陳水扁尋求特權開脫），而是必須在兼顧追究司法與政治責任的正義要求之下（因為如果陳水扁根本沒有司法與政治責任，也就沒有寬恕的問題），讓台灣人民與陳水扁一起學習放下仇恨並相互寬恕。
（本文僅為個人觀點，不代表教會與本雜誌之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