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圍堡
一、生存的競爭
教堂所在的農村，普通都有圍堡，這是環境的要求，不得不有的設備。當二十年前，塞外交通阻絕，政府的實力達不到這邊陲的鄉曲地帶，農村如沒有自衛的設施和自衛的力量，則必不能抵禦土匪的侵入劫掠，也無以倖存。
華洋義賬會祕書馬勞利在民國十七年，曾發表一篇關於口外的情形說：「開發西北，困難很多，其中使人敗興的事之一，就是塞外土匪無休止的竄擾劫掠，任何一個村落，居民略有積蓄，輒被搶劫，甚至還要拉肉票，勒款回贖。」
教士們既已竭盡心力，開荒原供移民耕種，組織農村，也費了許多心血。是以他們不得不作進一步的努力，俾由艱苦中移來的農民，得到生命與財產的保障。
按照天主教教義來講，宗教原是為規定人類和最高主宰的關係，但是對於人類互相的關係，私人以及社會團體正規的發展，教會也是特別顧及的，因為，如果私人得不到合理的安全，則社會文化，及經濟發展，根本就不可能。
於是圍堡的修築便感到必要了。
農村所有的圍堡，普通是築土為墻，外挖深壕，或以土坯砌墻，間夾著幾個堡壘，這無非是表示農民求生的心理，及保護個人應有的權利。
修築圍堡保護居民，在中國可說是普遍的設備，名城巨鎮，那個不是有城墻堡壘護圍著？因此教士們根據個人觀察所得，為適合地方情形，也修築簡單的圍堡，只求實際的功用，不圖外表的觀瞻。
當緊急的時候，任何人都可去教堂圍堡避難，但是不良份子而為公共利益及治安確有危害嫌疑者，則必遭拒絕。
在一個新建的農村中，要有妥善的自衛能力，的確不是一件易事，因為須有一個公正、勇敢而又肯負責，並受居民敬愛信仰的人，作村民的領袖，把村民加以組織，然後才能應付外力的侵襲。
在邊疆許多次的匪亂裡，肯為農村居民效勞，犧牲一切的，就只有教堂中的教士。
不過建築教堂圍堡，徵集食糧，倒還易為；自衛武器的羅致，卻是一個極為困難的問題。
普通有圍堡的農村，所有的自衛武器，多係土槍土砲；鍋鐵碎石，都可充做彈藥。有時也有新式的步槍、古式的「毛瑟」、小獵槍、手榴彈，真是新舊咸備，無所不用了。凡能使用的傢具，緊急時都可以拿來充數。
按照西洋教士的護照，是准予攜帶獵槍的，因此教堂村的自衛武力，獵槍也略有補助之功。較老的教堂，在庚子年後，偶然有自己獲得自衛武器的，也有在適當機會，由外面購買，經官方登記准用的。有時軍政界的官員，為顧全地方的治安，也會借給他們槍枝，不過這些雜七雜八的槍枝，全部算起來，為數並不驚人。
普通一個教堂村，如果有一、二十枝雜牌槍械，數百顆堪用的子彈，便可稱武備完整，自信可以自衛了。
但事實已經證明：有堅固的圍堡掩護，若能召集幾十個勇敢的青年農民，服從一個人指揮，就拿這點武器，也可以抵抗一大批武裝齊備的土匪。
地方安定的時候，教士們便負責保管自衛武器；因為任何武器，都是野心家所貪圖的，故此需要在一個穩妥的地方收存，並由一個可靠的人來負責保管。
若有匪警傳來，教士立即將槍械取出，分配給可靠而善於運用的村民們，並迅速指定各個人應守的崗位，負責巡邏；緊急的時候，教士更不得片刻離開。此外他還要安慰驚慌失措的，焦慮的村民；鼓勵武裝村民，使他們能有臨敵不苟的勇氣。像這樣緊張的局面，有時候連續到幾日幾夜，或幾十晝夜的時間。這種任務，的確是很艱苦的，損耗教士們自己的生命的，然而他們認為有代價，就是他們換得了整個農村的安全。
當大批土匪竄來的時候，遠近農村沒有自衛設施的農民，聽到了風聲，常常扶老攜幼，逃往教堂村避難，然而遺留在後面的家園，便不得不聽任匪徒洗劫了，就是無圍堡的教堂、公所，也要遭到同樣的命運。
等到土匪確實離開了，農民們這才回歸故地，重整他們的家園，度他們勤儉而艱苦的生活。傢具或有損失，也許房舍還存在；縱使房舍亦被焚燬，如果人口和家畜尚在，就已是不幸中之大幸了。他們只有期望著時局的好轉，來年的豐收，聊以自慰。萬一土匪捲土重來呢，他們卻深知高豎著十字架的教堂，是樂於收容他們的，所以儘管生活在患難之中，村民們畢竟還由於有這一點寄託，而能夠覺得安心，不致感到怎麼特別的憂懼。
在邊疆教堂地帶，總計有236個有圍堡的農村，在歷年的匪亂中，無數人的生命財產賴以保全，多少農民的家庭，也因此幸得團圓，這是事實具在的，決不是誇大其詞的宣傳。
當然，我們不否認這種情形很容易使人認為教堂難免有擅權的地方，教士有時越出了職務的範圍。為解答這些可能有的誹議，我們須要記住：幾十年前的邊疆，乃是一個新開墾的地方，所有的農民，從來就沒有見過軍政機關，有的地方還是在十餘年前，才設立縣治的。當邊疆的治安設備為一般農民最迫切的問題時，假如沒有教堂的權宜代勞，那麼這些農村早就有一個時期，要遭受覆滅的厄運了。
老實說，教士負責治安，並不即是擅權或超過了他們的職務範圍，匪徒們恣意的焚燒擄掠，破壞地方秩序，擾亂地方安寧，試想如果沒有教堂負責治安，則人民那裡去尋求生命財產的保障？民眾既然信任教士，在患難中投奔教士，教士便不能猶豫了，他必須勇敢地擔負起農村治安的艱鉅責任來，保衛這些無告的人民。這實在是「見義勇為」的行為，還有什麼比這更值得嘉獎？
教士們在某一個時期內，擔負地方治安的職責，乃是環境使然，並且是義不容辭的。事實上，教會本身乃至於教士私人，不但並無利益可圖，還需要在艱苦中自己反倒犧牲物力精力。然而教會所以這樣，無非是本著它博愛濟眾的教義，盡力保護人民的生命財產罷了。國家的政治實力一旦普及，教士當然就自動引退，把責任交給政府了。假如有人牽強附會，認為教會「製造勢力範圍」，那實在是由於他不明事實真相所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