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靜潛神父 口述
曾麗娟、張傳聖 文字整理
我是台灣的一位小神父
談到大陸地上與地下教會合一的問題，很不容易探討，因為手邊沒有足夠的資料和文件可以參照。主要是回顧一下，以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所公布的文獻典章為依據。因此，以下所談論的，僅是我一個小小神父的意見，不代表任何人。
我曾經參加過梵二大公會議，雖不是會議典章起草的大專家，但因參與過會議，也可說是個「小專家」。
我1924年出生，今年（2011年）已經87歲了，當年召開梵二時，我正在羅馬讀書，因此，有機會為台灣的《教友生活週刊》及《善導周刊》撰寫有關梵二會議的報導；可算是這兩份報章在羅馬的通訊員。
1963年，梵二第二期會議，我進入梵蒂岡大殿，才成為大公會議所謂的「專家」，聆聽與會主教的談話。
當時，杜寶晉主教將施森道蒙席、趙雲崑神父及我三人介紹給田耕莘樞機，由田樞機將我們的名字交給教廷國務院，我們才得以進入梵蒂岡大殿聆聽，自此，梵二的每一期會議我都有報導。
第二期會議，于 斌總主教代替田樞機做了中國主教團團長（田樞機在台北養病，未出席第二次大公會議），于總主教向大公會議申請了中文新聞組，任命李蔚育神父和香港的李盎博神父為組員，另有一聯合報劉姓記者，我也在其中幫忙。
1965年初，我回到台北，到了秋天，又回去參加梵二的最後一期會議。當時，大公會議的中文文獻都是以單行本出版。1975年十二月，主教團祕書長李 震蒙席計畫出版梵二文獻合訂本。
出版前，我依據原文大加修訂，除了韓山城神父所翻譯的《論教會在現代世界牧職憲章》，以及我所翻譯的《教會憲章》和《禮儀憲章》未加修改外，《天主的啟示教義憲章》是修改最多的。
時代在改變，彼此要用尊重的態度
梵二文獻合訂本在中國大陸也普遍流傳。最初的會議文獻有很多的草案，與現在正式的原文都不一樣，例如原來的《教會憲章》是從上而下，現在是由下而上，再加上天主子民及教友的部分，成為現在該憲章的順序，先有天主子民，然後是主教、神父及教友。
原來歷屆的大公會議都使用「棄絕」的字眼，現在都平鋪直敘；原來嚴峻的語調，也都改為和緩了，這是大公會議的大改變。教宗若望廿三世認為，「我們不應該棄絕任何人，而是要包容一切」，他在梵二會議開幕式中說到，我們不要以嚴峻的語調去棄絕任何人，而是該以仁慈的態度去包容一切。
1963年，若望廿三世又在《和平於世》的通諭中強調對話。1964年保祿六世在《祂的教會》通諭中，讓「對話」這個詞彙第一次出現在教會官方文件中，以後就不斷的這樣做了。
在自由地區的大部分中國人，都不同意當時教廷國務卿Casaroli樞機的「東進政策」。八零年以後，柏林圍牆被拆除，蘇聯及波蘭等共產政權也被瓦解，以後梵蒂岡的政策一直是這樣，直到現任教宗本篤十六世更加明顯。
2007年，教宗在對中國教會發出的牧函中，一直強調「寬恕和解」的態度，互相尊重和建設性的對話。雖然說這些我們都能瞭解，可是捫心自問，我們真的能瞭解嗎？然而不論如何，「寬恕」是天主得勝的方法。
大陸教會有分裂的危險
從1983年到2001年，我陸續進入中國大陸二十次，起初還沒有「地上、地下教會」這個名詞，祇有忠貞教會和偏向共產黨的教會。慢慢地，有了地下和坐監受難的教會，也有公開教會和不公開的教會。公開教會也相當自由，各地方的情形不完全一樣，有公開自由的，也有不公開的，很難說哪一個是多數，兩個教會都繼續存在，逐漸地，「忠貞教會」被「地下教會」獨佔了。
可是，我所接觸的教會是公開的，相當自由，也是忠貞的，這樣的教會也有很多。所謂的地上教會，說他們不忠貞，是很冤枉的。這樣，地上、地下慢慢有了分別，也就有了這些教會彼此陷害的說法，但我認為這是不公道的。
這些情形和教會受迫害時是不一樣的。因為許多教會人士都公開執行牧靈任務，神父與教友的數目也不斷增加，聖堂也改建了，他們也都公開地活動。
這時教友們也不要求曾經是忠貞、坐監、受難的教會人士平反，教會也持續發展擴大。雖然沒有正確的統計數目，平日彌撒應該有數十到幾百人參加，比台灣教會的主日彌撒人數還多。
雖然這些地上、地下教會分別愈來愈大，但彼此攻擊的態度很少。最近教廷祝聖的主教都是共產政府承認的，也能公開執行任務。這是教廷和共產政府談判的結果，可說是一個好現象。
雖然有這樣的談判結果，但是在中國大陸，一個不承認共產政府的人仍是不可能當主教的。過去有幾個例子：中國大陸的主教團，梵蒂岡不承認是合法的；幾位合法的主教在陝西三原教區成立的主教團，教廷也不承認，因為不希望主教團成為一個反共的黨派、或政治團體。（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