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抱朴
相較於教友間的族群差異，社會階級所形成的差異要更明顯的多。首先，軍公教佔了所有受訪教友的四分之一，為整體人口中比例的2.5倍強；家庭管理人員佔了18%，是人口比例的3倍強；而基層的服務工作者特別少，只有4%左右，為人口的4分之1弱。教友這種社會階級組成，必然會深深地影響我們對整個社會不同面向的敏感或不敏感。
其次，專業、管理與業主這一個具有社會優勢的類別，在教會生活的所有指標上都相對的高：信仰強、參與彌撒高、參與團體和擔任幹部的傾向都相對的強；與這個類別相對的是勞工、農夫、小生意人以及家庭管理的人。這些人在所有的指標上都低，信仰強度低而參與的情況也最低。
在這兩個極端的類別之間，軍公教介乎其中，不高也不低，可以說是取其中庸之道，或者說是不冷也不熱；與軍公教類別相近的則是技術人員與基層的服務工作人員，他們在信仰的強度上比軍公教要高，但是參與彌撒和團體與擔任幹部的情況則要更低。
這些現象也和族群的分析一樣，是在同性別、同年齡、同教育程度、同族群、同總鐸區、相近程度的家人、親友、鄰居影響的情況下，不同社會階級的教友所呈現的一般現象。
假定我們將新竹教區教友的情況當作臺灣整體教友的縮影，則臺灣教會的特色是：非常的都市，也非常的「主流社會」。
新竹教區的勞工、農人和小生意人其實多半是原住民教友，如果暫不計原住民教友的話，則更突顯了教會「非常的都市、非常的主流社會」的特色；但是另一方面，在這個調查中，原住民教友的人數為四大族群之冠，「他們非常的鄉村，也最為弱勢」，在過去，基督信仰是他們唯一的家。
「非常主流」與「最為弱勢」聚合於同一的信仰當中，形成了一個極為奇異的組合。根據我們的調查，顯然前者在教會內居於清楚的優勢，如此，「非常主流」的特性會在有意無意間，產生選擇與淘汰的機制：任何具有這種特色的人比較容易進入教會，在教會中待下來，而且優遊自在；反之，不具這些特色的人則不容易進入教會，甚至即使進入教會也不容易留下來。
要問的是：這種選擇與淘汰的機制，有否？如何？作用於教會內「最為弱勢」的另一部分？如果教會勇於正面審視所有的可能性，則臺灣教會必然可以成為山上的城、世界的光；但若教會一廂情願地假定，四海之內已然皆是弟兄姊妹，而我們竟然有如天主之沒有任何陰影，則教會可能已陷入深刻的信仰和倫理的危機而不自覺：不一定是我們作了甚麼不該作的事，也可能是我們該作的沒有作。
廿世紀是天主教近五百年來最好的一個世紀，若望保祿「窮人優先的教會」的宣告和行動，使得教會在世人眼前展現出極為美好的見證；教會因為「以窮人為優先」，而豐富了她的精神深度和廣度，也再度有力地向世人宣示愛的可能。
但在臺灣教會當中，「窮人優先」之說只偶爾可以聽到；在實際的教會生活當中，窮人似乎僅為教會中某些特殊同道的服務對象。而作為主內手足的窮人，似乎並沒有真正擁有優先的地位。而且根據我們這個研究，他們甚至還難以自安，尷尷尬尬地作為我們的主內弟兄姐妹。
但教會所面臨的挑戰不僅於此，「非常主流」也可能造成我們另外的問題。
其一、主流社會的價值將宗教定位為「私人的」信仰，既非關他人，也非關社會全體。這個主流價值已深入信徒的內心，也因此我們只敢對教友福傳，而不敢越私人信仰的雷池一步。
其二、與主流社會愈是緊密的信徒，愈是小心翼翼地一方面勉強維持最少的基督信仰，一方面則保持最清明的理智。主流社會的理性規範之於教友，有如孫悟空頭上的緊箍，使教友自動剔除一切可能的「迷信」，而只剩下蒼白的信仰。
其三、世俗理性不只限制了信徒的信仰意識，它可能也在有意無意中，被帶入教會生活當中。粗略地說，主流社會及其代理人，專業、管理人員和業主，所視為理所當然的現代價值：重理性而輕奧祕，重效率而輕情感，重言說而輕靜默，重決策而輕共融，重講道而輕禮儀，重次序而輕多元，重品味而輕趣味…。
凡此種種，不可言盡。但不論是性別也好，族群也好，社會階級也好，都潛藏著兩種相反的可能：一方面可以因為差異而橫生鴻溝，但也可以因差異而多元、而豐富教會的內涵；同樣的，主流社會的價值也潛藏著兩種可能：它可以使教會因理性而效率大增，但也可能因追求效率、而使聖神被深鎖於理性的鐵籠當中。
機警如蛇，而純樸如鴿；努力工作，彷彿天主不存在；但全然相信天主，宛如自己不存在。社會調查所呈現的事實，逼迫我們成長、成熟。教會信仰既是極深的奧祕，因此她永遠是一個不斷逾越的巴斯卦奧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