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抱朴
這個學期我有一門比較特殊的課，學生都是在職人員，課程的基本安排主要是英文作品的閱讀，但在學期當中另外安排了四次的中文閱讀，除了是讓學生可以更容易地讀多一些內容外，也有讓學生喘口氣的用意。幾個星期前，又輪到中文閱讀了，有學生提議乾脆看電影《活著》吧！我聽到愣了一下，說：這部電影是根據余華的小說改編的，我們連小說一起讀吧！
到了上課時，大家的感想幾乎都環繞著小說〈前言〉的一句話：「人是為活著本身而活著的，而不是為活著之外的任何事物活著。」
有同學就這點繼續發揮：個人應對人生充滿樂觀態度，使我們順利度過難關，活著就有希望；也有同學走得更遠些：佛陀曾說「人生唯苦，唯有知苦，才能滅苦，得解脫」；有人欣賞沉默而安靜地承受現實的一切怪誕，活著就好；有人則將之提升到生命境界中一種超然的佛家式的了悟。
這班的學生平均年紀在三十歲左右。三十歲的人果然有這麼多的體悟！在這裡隱然看到，佛陀的教導對活在一個太過扭曲的社會中的人一種「自然」的吸引力。
余華在〈前言〉中也說到自己的了悟：「一位真正的作家所尋找的是真理，是一種排斥道德判斷的真理。作家的使命不是發洩，不是控訴或者揭露，他應該向人們展示高尚。這裡所說的高尚不是那種單純的美好，而是對一切事物理解之後的超然，對善與惡一視同仁，用同情的目光看待世界。」
這是作者在1993年寫下來的文字，他從長久以來的「憤怒和冷漠」的心境──「為什麼醜惡的事物總是在身邊，而美好的事物卻遠在海角」──中蛻然而出，找到一種內心的提升（救贖）。
十二年後，余華寫下了另一本書：《十個詞彙裡的中國》，一本第一章寫完之後，自己就知道「不能在中國出版」的書。這本書的第一個詞彙的標題「人民」：
「一九八九年五月…一天…深夜，我感到了寒冷，騎車從廣場返回學校，冷風迎面吹來…路燈熄滅…月光為我指路。我愈往前騎車，愈是感到寒冷…我突然感到有一股熱浪在黑暗裡輕微地湧來…熱浪強烈起來了…我看到了…立交橋，橋上橋下有一萬多人守衛在那裡…他們雖然手無寸鐵，可是堅定自信，他們認為自己的血肉之軀可以阻擋部隊和坦克……我終於真正理解了『人民』這個詞彙。」
不知道余華在《活著．前言》中的了悟，有多少是因為「不得不然」？若是如此，這種高超的「了悟」是否只是文人對「螻蟻尚且偷生，何況人呢？」，或甚至「好死不如賴活」的文詞美化？
但余華絕不只是如此。如果只是如此，以他的詞彙來說，那「只」是一個「農民」，像《活著》的主角福貴那樣的一個農民，但卻不是《十個詞彙裡的中國》中聚集在立交橋上下的一萬多個的「人民」，是這些「人民」讓余華看到中國還有希望，是這些「人民」才有可能使「醜惡的事物總是在身邊，而美好的事物卻遠在海角」的這種鴻溝，可以逐漸縮減。
放到我們自己身上來看，基督徒是「農民」？還是「人民」？是單純地在困苦中安心承受的人？還是在困難中勇於爭戰的謙卑的勇者？
聖經上好像很容易找到前者。聖保祿在《羅馬書》中所說：「磨難生忍耐，忍耐生老練，老練生望德，望德不叫人蒙羞」（羅五3～5）；又「論望德，要喜樂；在困苦中，要忍耐；在祈禱上，要恆心。」（羅十二～12）
在《迦拉達人》書中說：「聖神的效果卻是：仁愛、喜樂、平安、忍耐、良善、溫和、忠信、柔和、節制。」（迦五22～23）。這些教導，在羅馬帝國的大肆搜捕之下，自是極富安慰眾信徒。
但其實不只。聖保祿勸他親愛的徒兒：「務要宣講真道，不論順境逆境……以百般的忍耐和各樣的教訓去反駁，去責斥，去勸勉。」（弟後四2）。聖保祿的訓示是不是只是針對主教們？
聖雅各伯說：「弟兄們，應拿那些曾因上主的名，講話的先知們，作為受苦和忍耐的模範。」（雅五10）。「受苦與忍耐」不是出於無端而莫名的威權，而是因為效法「講話的先知們」；聖伯多祿更為直白：「若因行善而受苦，而堅心忍耐：這纔是中悅天主的事。」（伯前二20）。聖保祿也有驚人之語：「你們與罪惡爭鬥，還沒有抵抗到流血的地步。」（希十二4）。
看起來，基督徒的忍耐不是把信仰當成鴉片、螻蟻尚且偷生式的忍耐，而是因為效法「講話的先知們」、因為「行善」，因為「與罪惡爭鬥」，而承受苦難。
我記得我還在大專同學會的時候，有一次聽蔣範華修女的演講，細節當然是記不得了，都四十多年了，但大意還相當清晰：不要只看耶穌的良善心謙，也要看祂雖千萬人吾往矣的氣魄。
基督徒既應是「農民」，但也該是「人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