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國珽蒙席口述
為為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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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勞苦和負重擔的，你們都到我跟前來，我要使你們安息。你們背起我的軛，跟我學吧！……因為我的軛是柔和的，我的擔子是輕鬆的。」（瑪十一28~30）
我出生北京，生長在一個世代教友的大家族中，而天主也降福了我家，因為我祖父的子孫中出了六位神父，六位修女；其中有三位是楊家坪「熙篤」苦修會的神父，其餘是教區司鐸（包括我）。
在我小學四年級時，老師要我們寫下自己未來的志願，我毫不考慮地寫下：我要當神父！我想是因為家中老是有神父、修女們進進出出，所以我也耳濡目染的受了影響吧！從此，這個心火再也沒熄過。
雖說我家全是熱心教友，但在我十二歲時提出自己有修道的想法時，卻沒有獲得大家一致的贊同。然而我並不死心，我明白只要信仰虔誠、握有家中大權的祖母同意，家中便無人能反對，於是我直接找祖母商量。當然，我獲得了祖母的支持。
當時，修道的條件嚴苛（像是家裡必須是三代教友……等），雖然我符合了某些外在條件，但當我告知本堂神父自己有做神父的心願時，卻被告知：「年紀太小！」就在此時，父親也因被派往上海擔任郵局總局長的職務，而須舉家南遷。祖母因為擔心我去了上海，換了環境，便不再有修道之心，所以堅持繼續陪我留在北京，直到我可以進修院為止。
學期結束，父親匯錢給我，希望我趁著暑假到上海探視家人，然而當我到了上海卻爆發七七蘆溝橋事變，使我再回到北京已是好幾年以後的事了。由於父親職務的關係，我們全家得隨著政府遷移，由上海而南京、而漢口。這一路下來，我每天晚飯後，總是一個人躲起來念玫瑰經，祈求聖母幫助我完成當神父的心願。
總算在漢口我有機會遇到當時的南京總主教──于斌，他讓我加入南京教區，成為修士，並送我進入當時漢口的大修院。記得當時為了躲避日軍的轟炸，每天吃完早飯後就得進入防空洞，時局真的很不穩。後來已遷往重慶的父親，擔心我的安危寄了機票給我，希望我能去重慶，但卻引起當時院長的不悅，幾經周折，待我拿到修士的證件前去重慶時，父親早已遷成都、又遷昆明去了。我雖一路跟隨卻總是慢一步，最後總算在昆明與家人團聚。
在昆明我再度遇到于總主教，他也豪爽地再一次送我進昆明的大修院借讀，只是好景不長，戰爭期間，大修院因面臨經費窘迫的困境，必須解散。我得到家人的資助，隻身前往越南的河內、海防，又經過香港到了上海姊姊家，住了一段日子後，我向姊姊、姊夫表明了自己修道的決心，最後他們支持我回到北京，進入石門大修院，總算我可以安定下來讀書與過修道生活。後來的郭若石總主教，新竹教區的杜保晉主教與賈彦文總主教都是我前後期的同學。
在學業告一段落後，我終於在1945年5月3日成為神父。晉鐸後，被派往小修院服務。後來共產黨來了，我們有三位神父奉北京田耕莘主教之命前往瑞士深造，其中一位就是我肝膽相照的好友，劉鴻蔭神父。兩年後，我獲得神學與教育心理學雙碩士，後來我又花了兩年的時間完成了深度心理學的博士論文。而劉神父也完成了雙法律博士學位（國際法和教會法）。就在我興致勃勃地從事臨床實習以累積經驗時，田主教對我說：「做神父要傳教，不能一直研究學問。」於是我們便被派往瑞士Basel教區的一個堂區服務。在那裡，我教兒童道理班，也組織了青年人的唱詩班，樂在其中。
時間過得很快，轉眼五、六年就過去了，雖然瑞士人都很和氣，對我們很好，但是內心深處還是有對華人傳教的渴望。中國是不能去了，我們便於一九五七年來到台灣，嘉義的牛會卿主教接受了我們。由於過去我們在瑞士傳教，政府給的薪水頗高，我與劉神父攢了不少錢，這些錢便成為興建主教座堂的經費，就在教堂完成後，我倆又奉調到中永和堂區，那是一九六Ο年的事。從此以後，我就將自己的一切奉獻給永和堂了。
回顧自己的聖召之路，對於聖召我有幾點想法：第一、我深深覺得聖召真是天主的恩惠。六十年的鐸職，若沒有天主的力量支持著我、若沒有天主的仁慈寬恕著我，我如何能走到今天？
其次，聖母瑪利亞是聖召的守護者，要請她為自己的聖召轉禱。在我漂泊的聖召之途上，心中總不免有懷疑自己前途而徬徨不已的時候，多虧自己有恭敬聖母的習慣，請她為我的聖召轉求。而聖母瑪利亞也真的隨時提醒我，垂顧我，不斷加強我終生奉獻天主的心志，直到現在未曾改變。
還有，家庭是聖召養成的重要場所，一個有信仰氛圍的家庭才能培育出聖召的果實。在我父親那個年代，當神父的條件是很嚴苛的，我家能出多位神父很不簡單，尤其苦修會的生活真的很辛苦，記得小時候，有一位在苦修會當神父的長輩不知道什麼原因來到家裡，我未曾聽他開口說過一句話，他只是點頭或搖頭來表達意見，我想他是太多年不曾說話，早就忘了說話是怎麼一回事。
現在的教友家庭的信仰氣氛都比不上過去，教友們要多加努力才行！
最後，當然還要靠自己的堅持。基督要我們以祈禱來堅定信仰、堅持聖召，要如同聖婦莫妮嘉那樣熱心地祈禱。
我在永和堂已度過了四十五個年頭，這可能也是我工作的最後一站，我會盡微薄之力繼續服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