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志榮
教宗這篇在德國雷根斯堡大學演講的漢文譯稿有八千多字。德文原稿及中譯文均為十六段長短不齊的論說。本文按照演講各段落的進展，略談以下三點：1、演講的氣氛；2、二希文化（指希伯來和希臘）作為天啟的載體；3、天啟與神學的在地化。結論中將作些反省，探索基督信仰與漢文化的相遇。
一、 演講的特殊氣氛
教宗的演講是在一種「甚感榮幸，令人感動」的氣氛下進行，這也是這篇演講開頭的兩句話。然後教宗回憶他在弗萊星堡學院「度過一段美好的時光，那是在1959年」。他說那時，所有的教授結成一個整體（universitas），在同一個理性的基礎、卻是不同的層面上，在各自領域展開工作，分擔著正確使用理性的責任。弗萊星大學以擁有兩所神學院而自豪，因為透過探索信仰的合理性，神學院的工作也是「知識整體」（universitas scientiarum）的必要組成部分。教宗在這第一大段話裡，可說是與「同事們」回顧以往，提出理性與信仰的主題。下面二、三、四段話中（中譯與原文分段相同，以後全篇皆然），教宗才說出他最近讀過的書，是有關一位拜占庭皇帝與一位波斯學者間的對話。教宗說，皇帝說話的「這種率直讓我們震驚」。就因為教宗引用了那幾句話，而激起軒然大波。關於這事，大家已聽了，看了不少，在此不必贅述。
二、二希文化作為天啟的載體
第五段進入問題的焦點：「不合乎理性的行為相反天主的本性」，這種信念是否只是古希臘理念？還是一種本質固有、永遠真實的說法（gilt das immer und in sich selbst）？教宗答說：「我相信，在此，我們看到了希臘文化的精華與植根於聖經的對天主的信仰，深深地和諧一致」。若望福音序言中的邏各斯（logos）是理性，也是言語，是一個創造性的能夠自我表達的理性。若望說，在起初已有邏各斯，而邏各斯就是天主。聖經信息與古希臘思想相遇並融合。
第六段繼續發揮說，這一相遇和融合早已在舊約中的荊棘篇（出谷紀三章）開始，而蘇格拉底的征服與超越神話的嘗試與努力與此非常相似。舊約始於燃燒荊棘的進程在充軍巴比倫時期趨於完善，而有一個新的啟示。新啟示在對眾神的嘲笑聲中完全展現出來。聖經信仰與古希臘思想在深層次上的相遇，產生了相互的滋養，這在後來的智慧文學中特別明顯。七十賢士譯本（LXX）不僅是希伯來文舊約的翻譯，還是一個獨立的文本見證，「也是啟示史上的一個獨特而重要的階段。在這裡，信仰與理性之間發生了一種深遠的相遇……從基督信仰的核心出發，也從與信仰融合的古希臘思想的核心出發」。
三、 天啟與神學在地化
從第七段開始，教宗說明在希臘精神與基督信仰之間出現了割裂的趨勢。先有中世紀末奧思定與多瑪斯的側重理智（intellectualism），和董、司格特的側重意志（voluntarism）。後者高抬天主的超越性，使得人的理性對真理與美善的感知不再是天主的真實反映。「但教會的信仰一直強調，在天主和我們之間，在祂的永恆創造之神（ewigen Schoepfergeist）與我們的受造理性之間，存在著一種真正的類比關係及其表述」。第8和第9兩小段說，聖經與希臘哲學的相遇，最後是在歐洲獲得了它的歷史性關鍵特徵。不過，傳統主題，即「經過批判淨化的古希臘傳統，構成基督信仰的一個必要組成部分」這一論題，現在受到了挑戰，它必須面對基督信仰「去希臘化」的主張（Enthellenisierung des Christentums）。
第十段先說16世紀宗教改革的衝擊。改革者們覺得經院派神學完全受制於哲學，信仰的表達是在一個外來思想體系的基礎上實現的。此外，「聖經獨尊」（sola scriptura）要求信仰須遵循一種純粹而原初的形式，形而上學卻來自另外一道泉源。為還原信仰的本來面目，信仰必須與形上學分手。
第十一段很長，是講第19、20世紀的自由神學，開創了第二階段去希臘化。其最突出的代表是哈爾納克（Adolf von Harnack）。這次去希臘化運動的出發點是帕斯卡（Pascal）對哲學家的天主與亞巴郎、依撒格和雅各伯的天主之間所做的隔離。哈爾納克的核心觀點是要剔去表面的神學及希臘化內容，回歸耶穌及祂的樸素訊息，這訊息才是人類宗教發展的巔峰。他說，耶穌結束了敬禮，傾向於倫理，祂與人為友，成為倫理道德訊息之父。哈氏的目標是使基督信仰與近現代理性協調一致，從而由表面的神哲學因素（如基督的神性，天主三位一體）解放基督信仰。他所懂的歷史—批判新約釋經法，使神學重回大學殿堂，因為他認為神學基本上是歷史的，因此是科學的。神學以批判方式關於耶穌所說的一切，可算是實用理性的表達，可在大學任何部門講授。新時代給理性的自我設限，因了自然科學的思維而走向極端。一方面，物質的數學結構好像假定它的內在理性，這樣才能懂得及利用物質的運作方式。另一方面，人類利用大自然，需要大自然的可塑性，這就有賴於在實驗中所發現的「真」或「假」，實驗成了一切學問的準則。
第十二段說出上段新思維的嚴重後果：為有確定性，必須透過數學與實驗的模式，否則即缺乏科學性。於是，當時的人文科學如歷史、心理、社會、哲學等都盡力靠近這一所謂的科學準繩。更嚴重的是，這一方法排除了「天主的問題」，以之為非科學或科學時代前的問題。這樣，科學和理性的周邊都被縮小了，問題就出在這裡。第十三段繼續說，要想把神學如此「科學化」，那麼基督信仰所留下的只是一小塊殘片。更有甚者，縮減的科學也使人縮小了。人的真實問題：何從來，何處去，宗教，道德等，都不在所謂「科學」所描述的理性之內，而全被打入「主觀」王國，主觀的良心成為道德的唯一仲裁，這會把人類投向懸巖上，危險極了。透過進化原理或心理學、社會學而建構的倫理嘗試，終是不夠用的。
第十四段講去希臘化的第三階段，即現在進行的階段。文化多元主義中有人說，早期教會與希臘文化的融合是初步的在地化，對其他文化不具約束力。其他文化有權利回到希臘在地化之前的福音純樸訊息，而在自己的文化中從事福音在地化。教宗在此論斷說：「這種論調不只是錯誤的，而且是粗糙的，不精確的。新約是用希臘文寫成，帶有希臘精神，這在舊約過去的發展中已趨成熟。不錯，古教會形成過程中的某些層次，不必進入一切文化中，但有些基本的裁決牽涉到信仰與人理性的追尋，這些理性追尋與信仰息息相關，是信仰的適度發展。」
十五和十六兩大段是結論。在十五段教宗說，以上的批判不是要把時鐘指針撥回啟蒙運動之前，也非擯棄現代精神的整體發展。相反，科學風氣是一種服從真理的意志，如此才有一個基本態度的表達，這態度是基督信仰的重要抉擇之一。在為人類的許多新可能而欣喜的同時，我們也看到由之而生的許多威脅。如何予以克服？只有一條路：把理性與信仰加以新的整合，把我們加予理性的框框除掉，克服由實驗所造的膺品假貨，還給理性它應有的全部幅員。在此意義下，神學不僅是歷史的和人文科學的一個學科，還是正牌的神學，是向大學發問的學科，問信仰合理性的問題，參與大學與各種科學的交談。
最後第十六段有許多重要的論說。教宗接著上段最後的話說，只有如此，我們才可從事與文化、與宗教的交談。今日的西方主流認為，只有實用理性和哲學具普遍性。豈不知世界宗教深湛的一些文化，認為把神明逐出大學之門的這種作法冒犯了他們最深的的宗教情操。一個對神明界裝聾，把宗教擠到「次文化」層次的理性，沒有資格從事文化交談。此外，現代的自然科學理性必須把物質的理性結構及其與人精神界的相應，視為既存事實，以之為其方法論的支柱。這就得由自然科學走向哲學和神學，二者各以自己的方式聆聽人類宗教傳統，尤其是基督信仰傳統的豐富經驗和見識，排斥這些傳統會使我們的聽取和回應變得狹窄可憐。面對理性的廣闊要有勇氣，不要註銷理性的碩大，這就是我們的功課：以一種合乎聖經信仰的神學，踏入今日的世界論壇。
結論
上文前兩部分不長，但為瞭解第三部分的訊息有用，因為是在大學氣氛及「同事」間所做的演講。因為二希文化代表著信仰與理性的對話。這不只是過去的事，也是今天學界和宗教界的熱門話題。教宗發揮最多的，是在本文第三部分，筆者根據德文原稿較詳細地予以介紹。把握了教宗的思想後，在此可作以下反省。
1、古希臘文化及語言成了天主啟示的工具，是一個必須接受的事實。除了教宗所舉的舊新約發展過程的證據外，我們的《天主教教理》及《感恩祭典》都把〈宗徒信經〉和〈尼西亞～君士坦丁堡信經〉並列。後者就是用希臘哲學解釋宗徒信經，是最初兩屆大公會議聚會的成果，值得我們予以珍惜。在文化層面上來說，二希文化的相遇與融合，為漢文化與基督信仰的相遇提供了一個借鏡。
2、華人接受福音，遲早要走上文化的層次。有人在現代文化上著力，有人走向漢文化的根，希望在東西聖人中尋找人生智慧。這方面，儒、釋、道都可作基督的前驅。以經典來說，四書五經不難與聖經對著看，而相互啟發。漢文經典的確播滿了「聖言的種籽」，有待發掘。這些經典的一大特色是沒有把人生說歪說錯，因為作者都是一些聖人，他們知道自己的限度，不多說，不亂說，而等待「卓越聖人」的來臨：「朝聞道，夕死可也。」
3、漢文化的主流「儒家」，由先秦儒學發展為「新儒家」，即宋明理學，朱熹和王陽明二位大儒是他們的代表，後世稱之為理學家。從此，天理良心四個字成了人人愛說、處處聽得到的人生至理名言。朱熹把四書講解得十分清楚，常有獨到的見解。只是遇到「天」字時，都把天說成「天理」。這當然跟人的理性有關，不過，講到最後，「理」講了很多，「天」慢慢不見了。在此，教宗的論述可資參考。如果把理視為理性，把天懂為對天主的信仰，就可把天理二字把握得更輕鬆完整，跳出朱熹的那種阻礙難行。
4、這樣會更接近先秦儒家的原意，先秦時期正好是舊約末期和新舊約交替時期。漢文化的根恰好可與二希文化接上軌，也就是說把孔子、蘇格拉底、耶穌基督連串起來，可作為我們的共同生活導師。不認同「去希臘化」是說已進入基督信仰的古希臘精華不應剔去，卻該保存。類比來說，漢文化的聖言種籽有待發掘，以之為在中華大地從事理性與信仰對話重要的一步。
5、以四書為例，《論語》和《孟子》中的「天」，在許多章節懂為有位格的天，才好懂，才自然，如「知我者其天乎！」，「天厭哉，天厭哉！」，「天喪予，天喪予！」（論語），「君子創業垂統，為可繼也；若夫成功，則天也。」（孟子，梁惠王下14）等。《四子書》的另外兩部書，《大學》為孔子的門生曾子所寫，「經」一章是孔子的原話，由曾子記錄，「傳」十章是曾子對「經」的解釋。至於《中庸》一般認為是出於子思之手。子思是號，他的名字是孔伋，父親孔鯉（伯魚）是孔子的兒子。子思學於曾子，孟子又學於子思。可見一脈相傳，最後都以孔子為依歸。當初朱熹編四書的次序原是論語、孟子，大學、中庸，孔孟在前，二子（曾子、子思）在後，就是說大學、中庸所發揮的許多天人思想，須按孔孟的位格神的思路來解釋，這樣才能走上信仰與理性互相追尋，互相發揚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