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抱朴
老大參加今年在馬德里的世青大會，在臺灣近廿個團體中，就近加入了其中一個。從一開始，他其實都沒有太興奮，或者甚至沒有甚麼意願，但在我們柔軟而清楚的「期望」下，他還是決定參加了。也許這就是代間差異，大人們都很高興，但是孩子們不覺得甚麼。
這個團體在臨行前半年開始，每個月都安排一次過夜的集會。領隊神長是法國神父，巴黎的識途小馬，不過三十多歲，但心思細膩而且非常負責，從身到心的預備都為團體的成員設想周到。
但老大似乎一直不甚領情。行前最後一次的集會後，他甚至垂頭喪氣地找我談，還問我：為甚麼要信天主教？
也是他們法國人，一位叫做布爾迪厄（Pierre Bourdieu，1930∼2002）的學者，寫了一本厚厚的書，書名為《區隔》。這本書談的是關乎「品味」的事。不同人群（社會階級）的成員，透過文化消費的不同「品味」，來表達自己的身分地位，但同時也以此與其他人群（社會階級）的成員作清楚的區隔。
我們是聽古典音樂的，他們是喜歡饒舌音樂的；我們是看國際新聞的，他們看的是鄉土劇；我們是讀世界名著的，他們只知道看漫畫；我們是喝咖啡的，他們喝茶…，諸如此類。用不著一句話、一個冷笑、一個白眼，旁人該自慚形穢的就自慚形穢，該遠離的就遠離，免得自討沒趣。
後來我從內人的口中得知，那個團體的成員彼此相熟已久，我們老大跟他們都不熟，算是外人。
我記得那一次和老大談話的結論是：也許你還不太熟悉教會的語言，因此覺得格格不入吧！慢慢熟悉了就好。當時我感覺到的，其實真不是他的天主教徒認同出了問題，而是小團體認同出了問題。
我不知道我們有多少教友因為小團體認同出了問題，而慢慢地轉變成、及發展成天主教徒的認同出了問題？
當年在大專同學會當中，我們有一小群五、六人，出入教堂如出入自己的家，和神父的感情如同父子（女）。此外，我們還都熟悉教會禮儀，習慣教會用語，而且經常把讀經、祈禱掛在嘴上。
記得我婚後臨出國前去跟神父辭行，出來後內人和我說：神父好像是跟媳婦囑咐甚麼事一樣。
也就是那個小團體，我們曾費盡心思，設法找回同學中的迷失羔羊，還真找到了不少，但是他們勉強來個一、兩次，就再難見到蹤影，其中包括有的是神父的弟弟、或者修女的妹妹，都沒有能夠在團體當中留下來。當年百思不解，甚至慨歎「蒙召的多，被選的少」。
老大的情況讓我換了一個角度。我開始自問：當年那些「迷失羔羊」的心境，是否就如今日老大的處境？是否他們來到了我們那個小團體後，自覺不可能越過「外人」的鴻溝，而自行默默離去？而所謂「蒙召的多，被選的少」，只是糊塗的失敗者的託詞？
信仰的小團體是教會牧靈的重要機制，有人稱之為信仰的家，它們為惶惑茫然的現代人，提供內心的歸宿；但卻也正是這樣的小團體，一旦定形之後，經常使別人不小心登堂之後，立即可以清楚地感受到自己只不過是個「外人」。除非他們有一定程度的「白目」、或者臉皮比正常人厚些，否則難以留下來，成為小團體的成員。
內外的「區隔」在原有成員的舉手投足間，不經意地，但也清晰不過地傳達出來，「外人」該留？該去？其實不待言。這也就是小團體永遠都是個小團體的深層因素。
這是小團體天生的困境，但在很多情況下，團體的成員或者並不自知，或甚至如我當年百思不解。
小團體之所以為小團體，正是因為成員間的關係已然熟悉而親密到一定程度。許多事不用說的很清楚，彼此都懂；禮貌不用太多，否則顯得生份；一個簡單的表情，就可以觸動共同經驗而彼此會心；有些用語只有團體內的人知悉，有些核心的價值，不證自明…。
簡言之，構成綿密的社會生活所需要的一切文化元素，在小團體當中都具體而微。以社會學的術語來說，小團體擁有與外人並不共享的「次文化」，其區隔作用幾乎是必然會產生的。
甚且，小團體的成員在外人在場時，很可能會誇大內團體的熟悉度。這種心理或者心存良善：這是一個愛的團體喔，希望你也加入！或者出自於誇示：我在這個團體很核心喔！但也可能更是出自負面的心思：這是我們的地盤！
長期以來，教會的生活當中經常有小團體的存在。小團體一方面凝聚教友間的信仰熱力；但另一方面，小團體發展到一定程度時，就會自然而然產生對外的區隔作用，而造成相當程度的封閉性。
這是一個相當細緻的社會工具，得有足夠的敏感度和心思，才能避免它在無意間竟成了福音的絆腳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