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文西
小時候，爺爺、奶奶、父母會在晚飯後，講許多關於神父和主教的點點滴滴令他們感動的事蹟。
奶奶在遣使會文致和主教辦的孤兒院長大，她經常講文主教的事蹟；爺爺常講崔神父的見證；父親則經常分享他的三位神父朋友受的苦難以及勇敢的見證；母親分享她在照顧神父時他們的節儉擔待等。
從小我是聽著這些牧者們的故事長大的，所以在自己的生命中逐漸拼湊出一個關於牧者形象的素描。我被善牧們的生活所感動，也願意步武他們的芳蹤，成為一個好神父。善牧們在他們不同的生活中，活出耶穌善牧的豐美面貌。
我在國內不同的教區聽到了許多關於牧者的感人事蹟，雖然有些人已經回到天父的懷抱，他們動人的見證故事一直還在教友中間、甚至在教外人中流傳。
對我的聖召影響最大的是我的第一位本堂陶振宗 （1920～2000）神父。
陶神父是獨子，家境很好。1959年在他年僅39歲時被關在監獄裡，一直到1980年才出獄。出獄後，父親留下的房間全都沒有了，成為無枕首之地的無家可歸者。當時的人剛經過文革很害怕再一次地因教會而受到迫害，所以不敢接待神父。最後，他不得不在儲存牲口草料的小房內，住了四、五年的時間。
陶神父特別聰明，在輔仁大學主修社會學。他的音樂、外語，神學都特別好，被稱為「河北才子」。他在獄中20多年沒有抱怨，對天主的召叫和自己的選擇終生無悔。
1980年代當神父主教們從獄中被放出來時，許多人的拉丁文已被每天繁重痛苦的生活磨掉了，彌撒經本在文革中也被燒了，神父無法舉行彌撒！
據說我們教區的第一台彌撒是陶神父背誦下來的，他背著書寫下來，我們才有了拉丁彌撒本。人們問他說：「過了20多年，你在獄中不做彌撒，怎麼能記住拉丁彌撒呢？」他說：「在監獄裡我每天做彌撒，通過彌撒，復活的主翻過監獄的高牆來到我身邊。」的確，他沒有餅酒，不能做「真正」的彌撒，可是他念彌撒經文，每天從與復活的主相遇中得到力量。
在80年代的中後期，北京幾個學府知道他的學識，請他去當老師。可是他拒絕了，他選擇了在堂口做神父。
為了滿足教友牧靈的需要，他編撰了中文的彌撒歌曲、各大瞻禮的彌撒禮儀、聖體降福和教會聖樂歌本，他自己並把整部天主教的《教會法典》譯為中文（很可惜一直到現在還沒有出版），並培育了我們教區的前三批神父。
我現在做修院的培育工作，一直在問的是：「在上世紀的50年代之前，中國修院培育的秘訣是什麼呢？為什麼他們接受梵二之前、以拉丁文教授的神學，靈修等培育，可以把自己年富力強的生命耗費在監獄的生活中，長達20多年，且在垂暮之年仍充滿了對天主的感恩，對天主的信賴，對教友服務的熱誠，對普世教會的忠信與服從，以及對自己的選擇有著終生無悔的喜樂與滿足。是什麼支撐著他們呢？」
是怎樣的培育使他們可以經歷艱苦歲月的考驗，抵抗世俗的名利、富貴、享受等各種的誘惑，並且忠信不移，在平和而又富於世俗誘惑的生活中，能夠淡泊、節儉、清廉、謙卑、服從和忠信？
我認為有二點是我們現在的牧人應特別向他們學習的：
第一，對自己的身分明白與確定，對自己的召叫堅定不移。
以前的神父對自己的身分很確定；修院的培育目標就是培養神父成為完全屬於基督的人，完全擁有基督整個人格的屬神的人，因此他們被稱為基督第二。而且神父是耶穌在世的代表，耶穌的大使，基督福音的僕人，要把耶穌的愛帶給人。他們的身分不是滿足自我、而是完成耶穌交給他們的使命。
記得我在芝加哥讀書時，在羅耀拉大學的教堂外，供著一尊在南美教難中人們撿起的苦像，上頭的耶穌已經沒有了腿和手，旁邊有伯納定（Joseph Bernadin）樞機主教寫的一段話對我的影響很大，他寫道，
「看這尊苦像，耶穌已沒有腿不能走在加里肋亞，祂也沒了手，不能撫摸病人，治癒他們，我們就是祂的腳祂的手，通過我們，耶穌繼續走在大街小巷宣揚福音治病救人。」這就是善牧的身分。
第二，很清楚自己的使命
我們應該先知道自己是誰，才知道該做什麼。正因為善牧明確自己的身分，所以不會被外務分心。他們不把教堂當作一個公司或企業來管理，也不會參與太多世俗方面的吃喝、會議、或應酬。 他們可能不太關心籌資、或興建精美的建築物，不經常組織大規模的活動或運動。但對自己的使命卻很清楚，就是繼續耶穌愛的使命，服務聖言、服務聖事、服務教友、組織傳教、培育教友等。
雖然看起來他們沒有特大的外在活動，也沒有太多的粉絲，可是教友對天主有一片赤誠的心。他們會常常在聖堂內祈禱、默想、拜苦路、讀聖經、聽告解、準備道理、探望教友、教授教理等。
今日的牧人面對的是身分的危機和使命的危機，由於對自己的身分不清楚，對自己的使命不確定，所以會用現代世俗的觀念來界定我們的身分，用現代世俗人的工作來混淆我們的使命。同樣的，我們的教友也應該反省自己的身分和使命是什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