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永達
我們在前面已提過，新約時期的教會是一個充滿活力的救恩性團體，同時也是一個不斷在各地方，以不同的、具體的社會文化模式彰顯的有機體。沒有人可以將她加以規範，因為她是天主聖神臨在的團體，且不斷以本地化的形式實現。
事實上，教會在此發展過程中，已開始脫離自己的母胎（猶太教），逐漸意識到自己的獨特性，並發展為一個具有自我生命特質的宗教團體。
公元67～70年，耶路撒冷城被毀之後，教會自我意識的發展，藉著與希臘羅馬文化的衝突與對話，而逐漸完全建立，因而呈現另一種面貌的教會學。試論如下：
歷史背景
隨著Parousia（基督末世光榮來臨，或第二次來臨）的延遲，教會其實已開始在信仰上，將原初對末世即將來臨的急迫期待，逐漸轉移到面對現世的一些信仰挑戰，而開始思考與建構信仰的體系，進入神學思考的階段，使教會在現世能持續發展。面對此一新的生活環境，教會也開始呈現一個新的面貌。
既已進入希臘與羅馬宗教文化世界，教會自然無法置身事外。面對希臘古典哲學思想（柏拉圖思想與斯多葛學派）、羅馬的法律文化思想、及當時多神的信仰生活，不斷地挑戰教會的信仰內涵，如：三位一體（是多神或一神？）、耶穌基督的身分（天主或是人？）…等問題。
在歷史的場合中，出現了一些異端思想。就天主論方面，有「一位一體論」，即天主只是一位，聖言及聖神不具神性，所以耶穌也就不是天主子；另有「附屬論」，聖言不是從永恆中被生，聖神也不是永恆性地被遣發（即二者不具天主的永恆性），祂們只是在創世之前的那一時刻，天主才將聖言創造出，並藉祂（聖言）而創造萬物 。
其次，教會既已意識到末世時刻不會立刻來臨，也不知道何時將臨，於是在面對當時文化環境所產生的不純正思想（異端），為使此末世性救恩喜訊及信仰生命內涵，能正確地向外福傳、與他人分享，於是開始建立自己的現世制度組織，捍衛自己純正的信仰。
另外在教會的共融性上，也出現了一些問題。隨著教會的逐漸發展穩定，初期教會的團體生活與神聖性（參：宗二及四）逐漸受到世俗化影響，因而有了倫理生活的缺陷，也涵蓋一些教會的領導人（主教），於是有了蒙丹派等分裂團體出現。
教會的面貌
首先，教會是一個導師。
面對當時的一些異端思想，教會視自己為導師。因著耶穌基督的啟示，賜給所有人永恆的真理、知識、新的誡命，人藉此教導能回歸永恆生命境界，與天主的生命結合為一，此即是所謂的神化（deification或divinization）。
此時教會在談救恩時，還沒有所謂原罪的思想，因此在詮釋耶穌基督的救援作用時，比較強調它的啟迪性或教導性，而不是犯罪上的賠償幅度。同時也比較彰顯人的自主性或人性的自由，人的得救並非完全被動（或被救），而是藉由耶穌的啟示，邁向永生之途。此與後來西方教會在奧斯定原罪思想下，所呈現出的被動救贖非常不同。
換句話說，教會是一位導師，目的是指引學生，但最後的得救與否，還得看個人的努力。
其二，教會是一個具聖事性共融的團體。
教會逐漸在各地建立，且呈現出不同的特色；同時，在面對因異端的出現所造成的教會分裂，因而非常注重教會的團體性與共融性。
保祿的「教會是基督的身體」觀念，尤其突出，特別是在聖體聖事內呈現。教會不斷在聖體聖事中，經驗到基督的臨在，而使整個基督徒團體藉著祂形成一個生命的有機體。
這一聖事性生命共融的教會學，特別彰顯在地區主教的祝聖禮儀中。每當祝聖一個地區主教時，都會邀請其他地區主教的參與。此外，也呈現在聖體祝聖後的共享，一個地區主教所祝聖的聖體，也與其他教會分享。
其三，教會的大公性（Catholicity）與普世性（Universality） 概念逐漸呈現。
因著各個地方教會的不斷建立與發展，同時體驗到教會整體的合一與共融性，普世性教會的概念逐漸出現。
所有地方教會雖不同，但卻都是基督的臨在，在基督內共同構成「一個」完整的團體。整個教會在地方教會中，地方教會在整個教會內（在歷史層面上而言，所有的教會都是地方教會。先有地方教會，後才有普世教會；新約中的各教會，都是地方教會）。
教會制度化的開始
此時地方教會儘管充滿聖事性及共融性，但也因為教會發展快速，而且面對著日趨複雜的各種問題（不管是教會內或教會外的、教義上或倫理上的），為了維持教會的共融性或整體性，並尊重地方教會的個體性，因而有了地方主教制度的產生。
其中以西彼廉的觀念最為突出。為他而言，教會內只有一個主教職務，藉聖秩聖事而分施給所有地方主教，地方教會的信仰與行動在主教身上出現。
然而，在此思想下，當時的教會並沒有否定羅馬主教應受尊重的突出地位；但此地位並非法律上領導的地位，而是愛德共融中的地位。西彼廉及依納爵都有此主張。
另一個比較突出的觀點是，當時地方主教的產生或遴選，是先經過選舉，然後藉祝聖（經由覆手）進入主教團，此稱之為「繼承宗徒」（宗徒性）。此宗徒性主要是指信仰的傳承（或信仰神恩）及福傳使命而言。主要是彰顯出主教團（Collegium）的共融性，而不在制度性或權力上。
但隨著歷史環境的變遷，「羅馬教宗」（Holy Papa，聖父）的頭銜出現。同時後來的幾位教宗，如：依諾森一世、鮑尼法一世、聖良一世教宗，逐漸把羅馬教宗的職位，視為權力的領導中心 。羅馬教會是頭，其他教會是身體，權力來自羅馬。教會的體制開始由聖事共融性，邁向後來的制度化與集權化。
東方教會的主教制度
當西方教會逐漸走向制度性的教會學時，此時東方教會主教制度呈現很高的共融領導性。東方教會不否定羅馬教宗在信仰上或聖事職務上，所具有的共融領導中心地位，但並非在制度及權力上。
為東方教會而言，當時的教會最高權力─首席權（Primatus）─共同屬於五位主教（君士坦丁堡、亞歷山大、安提約基亞、耶路撒冷及羅馬），由他們共同決定信仰上或倫理上的應守的教義。但地方教會的問題，則也尊重各個地方教會必須共同在地方會議（synod）中決議，徵求各地方主教們的意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