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書寧
位於長崎郊區本河內山上的聖國柏紀念館是一棟用紅磚堆積、長得有點像雙層蛋糕的圓形建築物。只要繞過那座雙手高舉的亞西西聖方濟銅像，就可以從兩扇敞開的鑄鐵格子門間，窺見裡面的木雕聖母與一幅高掛在邊牆上的大型油畫。這幅長218公分、寬138公分的作品是出自波蘭畫家楊‧摩爾加之手，而畫中的主角，就是波蘭奧斯威辛（Auschwitz）集中營裡的聖者、挺身為近人犧牲生命的聖國柏神父（St. Maximilian Kolbe）。
掛著那幅油畫的正面玄關
聖國柏紀念館中的那幅畫（出自「替身之愛」）
1894年1月7日，雷蒙‧國柏出生於波蘭的一個小村莊，從小就是個叫爸媽傷透腦筋的調皮孩子。有一天，他的母親實在再也受不了，哀傷地看著他說：「這孩子將來究竟會變成什麼樣子呢？」聽了母親的哀嘆，小男孩於是起身跑進附近的教堂裡，一個人跪在聖母像前默默祈禱。就在這個時候，改變男孩一生的事情發生了。他見到聖母媽媽顯現在面前，手中拿著兩頂皇冠，一頂是象徵純潔的白色、另一頂則是象徵殉教的鮮紅。聖母溫柔地問小雷蒙：
「你想要哪一頂呢？」
「我兩頂都要。」
這個毫不思索的回答叫聖母微笑了，她慈祥地看著小男孩，似乎對他的抉擇充滿讚許。
後來，小雷蒙進了方濟會，並於1918年晉鐸，成了馬希連‧國柏神父。他於1930年帶著幾位波蘭修士來到日本，住在長崎大浦天主堂附近的一棟老房子裡。驚人的是，日文一竅不通的他，竟在隔月馬上創刊發行《聖母的騎士》月刊，並於郊區的本河內山上修築了修道院與聖母泉，一直到今天，朝聖者的腳步依然絡繹不絕。據說，在國柏神父的方濟會衣口袋中，永遠放著幾面聖母顯靈聖牌，好能隨時拿來分送給初次見面的朋友們。就這樣，他以笑瞇瞇的大鬍子外國神父形象受到日本信友的歡迎與愛戴，在這塊遙遠的東方土地上謙卑地宣講天主的福音。
六年後，國柏神父由長崎返回波蘭。正當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祖國被德國佔領，他就曾多次被逮捕，最後且被輾轉送入以殘酷虐殺聞名的奧斯威辛集中營。後來，震撼世人的一幕就是在那裡發生的。
1941年7月，集中營內有一名囚犯失蹤了。照營內的連坐法規定，得殺死同一組織內的十個犯人以資懲罰。菲斯克司令官在隊伍前踩著憤怒的步伐，隨手指出了十個即將成為犧牲的條紋衣身影。這個時候，其中一個被拖出行列的犯人失去控制地大聲哭喊：
「我的妻子和孩子該怎麼辦呢？他們實在太可憐了！」
這句話傳入了國柏神父的耳中。他靜靜地走出隊伍，站在司令官面前。這個不尋常的舉動讓菲斯克完全驚呆了，他根本顧不得自己向來不直接與犯人對話的習慣，張口怒斥：
「做什麼？你是誰？這是怎麼一回事？」
「我願意代替其中一個人死，因為他有妻子也有孩子。我是天主教神父，沒有結婚。」
司令官緊咬著嘴唇、怒視著眼前這個孱弱的身影。然而叫人不敢相信地，在一陣可怕的沈默後，他竟然下令更改犯人名單。於是，記錄中的某個號碼被一筆劃掉，改寫成16670、也就是國柏神父在集中營內的代號。就這樣，十名囚犯被剝光衣服，在警衛殘酷的訕笑下被丟進了「餓死室」。從被宣判的那一刻起，一直到他們生命的終結為止，再也沒有任何食物或水進到他們的口中。
直到那一天為止，奧斯威辛的「餓死室」中永遠充滿詛咒、痛哭、哀嚎與絕望的慘叫聲。然而，就連那些嘲笑與等著看好戲的看守們也不得不承認，關著國柏神父的那個房間截然不同。那裡沒有憤怒、沒有絕望、更沒有哀求，取而代之的，是接連不斷的聖歌與祈禱，那樣的空氣甚至感染了隔壁房間。於是，在一片唱和聲中，人間煉獄成了至聖的祈禱所。
三個星期後，餓死室中只剩下四名囚犯尚未斷氣；納粹為了「有效使用」牢房，決意給他們最後的致命一擊。當劊子手拿著針筒走進時，國柏神父已經虛弱得幾乎說不出話來了，然而從他微動的雙唇中，傾全力吐出的依舊是祈禱。他平靜地注視著那兩個士兵在其他囚友手上注入致死的石炭酸，並在輪到自己的時候，主動向他們伸出裸露的左腕。
國柏神父是在8月14日離世的，也就是聖母升天節的前一天。正如紀念館中那幅油畫所記載的，就這樣，小雷蒙從聖母手中領取了兩頂象徵純潔與殉教的榮冠。
離開紀念館前，一位慈祥的員工老奶奶叫住了我和金田老師。她緩緩地駝著背走了過來，在我們手裡各塞進一塊聖母顯靈聖牌。叫我吃驚的是，雖然金田老師並非教友，卻也高高興興地收下了。微笑的老奶奶一路送我們出了紀念館，還相當親切地站在大太陽底下揮手道別，一直到再也看不見為止。我們兩人順著原路下了山，一路上沒有人說話，心中迴盪著的是那位老奶奶的笑臉，以及當她將聖牌塞到我們手中時再輕描淡寫不過的一句話：
「聖國柏神父一向這麼做。」
「請你們只記住瑪利亞。當我死了之後，請將我完全遺忘吧。請你們只記住瑪利亞吧！」（聖馬希連‧國柏司鐸）
參考資料：
《替身之愛》小崎登明著。聖母文庫。
《奧斯威辛的聖者國柏神父》瑪利亞‧薇諾芙絲佳著，岳野慶作譯。聖母文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