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抱朴
從上世紀七○年代起,世界各國都開始討論一個議題:中國大陸的崛起,到底將給整個世界帶來甚麼影響?
台灣教會身處中國大陸的邊上,卻反而不必多問了。七○年代起,台灣教會中的許多人早已經想盡各種辦法採取行動了,甚至在政府開放大陸探親之前,輾轉從第三地出入大陸的事情已經時有所聞。除了訪鄉探親之外,重新續上斷了五十年的大陸福傳工作更是主軸。
台灣教會本來就是受惠於大陸赤化的產物,天主賞賜的,天主收回,願天主永受讚美!當年,本該施於中國教會的資源,轉而來台,而遂有宗教的福爾摩沙奇蹟以及你我得蒙福音恩典的事實。
上世紀七○年代迄今已將近半個世紀的趨勢,如今終於輪到《見證》雜誌了。作為台灣教會的一份子,儘管百感交集,但大勢如此,縱有不捨,也是無可如何的。所遺憾的是,六、七十年來的栽培灌溉,台灣教會竟無力自辦一個《見證》?豈只遺憾,真要說,其實是令人驚恐萬狀的!
九○年代返國之後,發現周遭開始有舊識或友好奔走於兩岸教會之間。帶有些諷刺意味的是,這其中有些人因而找回自己的聖召,但在此間牧靈福傳的二、三十年則幾乎因而喪失自己的信仰。
讀剛恆毅樞機的《在中國耕耘》,其中不斷地提示:修會不該以傳教區為永恆,而該培植本地為一成熟的地方教會後,再出發去尋找新的傳教地區。但近幾十年來由台灣移往中國的福傳步伐基本上卻不是這樣走的。比較像是離開一個不知何時才能成熟的教會,而出發去尋找更可能收穫的地方。
這個模式像極了許多台商移往中國的軌跡。科技的提升是沒有能力或打算的,只是將原有的科技原封不動,到中國去「擴大」營業:在台灣種二甲的梨樹,到山東可以種下三百畝;在台灣只能有十五臺機器,到中國去擴張為二百臺機器的工廠。規模擴大了,但是,運作的方式還是當年在台灣的那一套。只不過一方面可以躲掉可能被淘汰的事實,甚至於還可以表現出事業擴充的場面。
台灣教會在這幾十年內,除了國府剛遷臺的那十五年間外,其餘的時間雖曾力圖振作,但迄今尚不見其生氣蓬發,否則也沒有《見證》雜誌必須熄燈的事;以今日中國經濟社會發展之速,當年在台灣的牧靈方式真能對今日之中國教會有甚麼長遠的助益?台灣教會真正要能有助於中國大陸教會的,其實是台灣教會必須證明自己在社會劇烈變遷當中不僅屹立不搖,而且還開創出新的局面。
《見證》停刊是個遺憾,但無法「見證」為台灣教會之精實壯大,則可以說是台灣教會一個失敗的指標。
最近有機會接觸到我們的大學生。許是出於少見多怪,大學教友對教會的認識程度委實令人駭異,而他們對教會知識幾近於冰點的熱忱則令人無言。話說回來,我們四十年前就已經是如此。
我常對我們的語文教育有諸多不以為然,就說國文教學吧!為甚麼一直是選文編成的教科書?高中生為甚麼不讀一整本的儒林外史?一整本的老殘遊記?一整本的張秀亞……,而都必須是選文?但即便如此,從國小到大學的國文教學的內容的確是逐步加深的。
反觀我們的教友大學生。從小學的主日學、到大學的各種團體,信仰的知識更廣博了嗎?讀過四福音嗎?列王記在那兒?讀過梵二文獻嗎?小德蘭呢?教宗通諭呢?耿稗思是誰?聖奧思定呢?聽過拉內嗎?讀過吳經熊嗎?……這些其實還只是教會經典的ABC而已。國文課本的選文來回背誦,彌撒中的聖經選文呢?大學生是如此,整個教會對教會文字出版的需求可想而知。
《見證》停止發行的意義尚不只如此。眾所周知,《見證》是華人天主教刊物中,試圖直接正面對待此時此刻的世界的少數刊物之一。上世紀末,因為研究臺灣民主化的課題,而重讀台灣教會從四九年以來的出版。只有《見證》八○年代中以後的出版,沒有讓我臉紅。
整個教會對教會出版的低度需求,以及無力引領教友面對此時此刻的世界,則《見證》之走入歷史,不正是恰當的因果嗎?
如今臺灣教會的作爲,或是蓋新堂或是重整教會事業,大抵無非環繞「教產」問題,至於教會信仰則離庇護第十的心思不遠。若望保祿二世以及今日的方濟教宗的訊息,經常是「這話生硬,有誰能聽得下去呢?」(若六60)
《見證》熄燈,基督信仰不熄燈。最後離開的,請留下一盞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