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大川(監察院副院長,寄自台北)
讀完韓德力神父在今年(2015)元月號《見證》,「發行人的話」所發表的〈南懷仁基金會對《見證》雜誌的歷史性決定〉一文,大約可以預見到《見證》的停刊應該是不遠的事了。果然,三月號一開頭,南懷仁基金會執行長René Stockman修士,隨即宣布魯汶董事會的決定:《見證》2015年五月號後停止出版。
一個修會或基金會對其推動的志業,基於時空條件的變化,以及種種內外因素的考量,決定將其轉型或結束,原本就是一件極為正常的事;除了尊重,我們很難做出什麼樣的評論。不過,做為一個關心台灣天主教會傳播及出版事業發展的教友,並曾為《見證》作者和長期讀者,有一些感觸和憂慮橫梗胸中,提出來或許可以讓大家多一些反省與檢討。
韓德力神父以「歷史性決定」,來形容南懷仁基金會對這件事情慎重的程度,可以想見那是一個多年評估思考、情感上猶豫難決的痛苦抉擇。韓神父扼要回顧了半個世紀以來,聖母聖心會在台灣福傳工作的剪影:
1963年,聖母聖心會士袁士林神父(Fr. Albert Geusens, cicm)創辦了《見證》,將原來在中國北方傳教時的會內刊物,轉化成培育教理講授人才對外公開的讀物;以拉丁語「Catecheticum」稱之,突顯其「教理講授」的編輯目的。
1970年,聖母聖心會成立「台灣牧靈研習中心」,《見證》持續為兒童、青少年、成人出版教理教材。那段時間應該是台灣天主教會最具活力的年代,我1972年進台大,親身經歷那生機蓬勃的歲月。
不過,隨著中華民國被迫退出聯合國,就在那十年,台灣面臨國內外最劇烈的政治社會震盪;台灣與梵蒂岡的關係,因中國代表權的問題,也產生了深刻的變化,教廷最後一位駐華大使葛錫迪主教被召回羅馬後,只派代辦來台。四十幾年來,台灣與梵蒂岡雖維持表面的外交關係,但始終潛藏著斷裂的張力。
十六世紀以來,中國與梵蒂岡的關係,在政治、文化層面分分合合,並不是什麼太稀奇的事。天主教會從福傳永恆的角度,沒有一天放棄過和中國文化與人民的溝通、對話。目前的情況,亦復如此。因而我們可以理解韓德力神父文章結論說的話:
「有兩件事是確定的:第一,總部設於比利時魯汶的南懷仁基金會,將不會繼續資助一份關懷台灣教會牧靈相關事務的雜誌。第二,南懷仁基金會的主要目標是『推動華人的福傳』,即便是《見證》雜誌停刊,南懷仁基金會仍將繼續為各地華人福傳貢獻心力。」
的確,南懷仁基金會從1980年代起,無論在人才培育、學術交流或文獻整理、研究、出版等各方面,都有鉅大的成果與貢獻。大家嘗試放下成見和爭議,回到歷史,檢視雙方走過的路,分辨其中深含的福傳種子,重新灌溉合一渠道。所以,結論的第二點是完全可以接受的。
比較令人不安的是第一點。從韓神父的文脈來看,當年聖母聖心會創立的台灣牧靈研習中心,之所以決定解散,乃是因為台灣地方教會的支持日漸式微,各教區各修會皆有自己的牧靈中心。那時,南懷仁基金會甚至也遲疑,是否要全面結束台灣牧靈中心?而對《見證》數年來的默默資助,也因訂戶始終無法顯著增加,似乎顯示有其他的出版物扮演了《見證》相似的角色。歷史關鍵性的問題又浮現了:南懷仁基金會要不要繼續支持《見證》?答案當然揭曉了。
我們對基金會的決定,完全沒有意見;但,其所引用的理由,卻與台灣天主教會實際的狀況不符。正好相反,1980年代起,台灣天主教會便開始進入一個大衰退的階段,尤其對照佛教和其他基督新教之發展來看。這三十年來,我們不但看不到愈來愈活潑的牧靈成長;更令人鼻酸的是天主教傳播事業一一萎縮,光啟社(包括文教視聽節目服務社)、《人籟》,加上現在的《見證》,其實天主教的傳播、出版事業,已經到了幾乎瓦解的狀態。
這當然不是聖母聖心會或南懷仁基金會的責任,主教團所領導的台灣地方教會,還有我們自己才是關鍵。比起其他教派,台灣天主教會要承受國際政治、兩岸情勢的壓力更大,我們需要更多的努力和自主的思維。
許多跡象顯示,我們的地方教會,在過去台灣社會激烈的變遷中,未能審時度勢,有效深化我們的牧靈工作。我們在進入第二個千禧年前夕,雖曾辦過「新世紀新福傳」大會,但成效似乎有限。如今事隔十五年,經過政黨輪替,台灣社會、國際和兩岸情勢又有了相當大的變化,我們是不是應該認真思考,組織一個檢視的平台,重新設定我們行動的方向和作法?
每天午餐後,我有散步逛書店的習慣,忠孝西路上的保祿書局是我常去的地方,偌大的台北市,它幾乎是天主教會目前唯一看得見的書店。和聖保祿孝女會的修女們打打招呼,為她們的堅持喝采。轉角樓上,即是《見證》編輯室,台灣牧靈研習中心也在那裡,它們都曾引領過天主教會走過那個時代的風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