梵二大會的《議題爭辯》
楔子
梵蒂岡第二次大公會議(Vatican II, 1962-5)共有四個會期,每年一次,每次會期約10週。除了各種儀式性質、廣邀貴賓共襄盛舉的大型聚會外,全體大會的「工作會議」(註:不對外界開放,而且與會人員也要保密的全體大會議題討論和表決等)共開議168場次。最終表決通過、且經由羅馬教宗正式公佈的,共有16份文獻 ──憲章(4 份)、法令(9 份)、宣言(3 份)。羅馬教廷立即成立專責機構,在全球的天主教會中予以落實。
在梵二大會60年後的今日再來回顧,更能顯見它的成就,深具有改革、開創、和前瞻性。于斌樞機主教在梵二結束後的十年,就已有這種見解和評價:
「梵二大公會議的召開,給教會打開了新的里程。十餘年來,各項革新都在蓬勃地展開,以適應現代人類的需要,使我們深切體驗到天主聖神的臨在,祂的風吹遍了基督的教會。這些年以來,我們也清楚地看到,梵二大公會議的文獻,尤其是四大憲章,確實發生了積極的作用,深刻的影響。如果說這些文獻的確發揮了啟發性的、指導性的意義,絕不為過。例如,教會活力的增加、教會對現代人類發展及社會問題的關懷、禮儀生活的革新、教友傳教組織及工作的普遍展開、牧靈工作的革新、地方教會的建設等重大現象,都說明教會在適應現代人類及當地文化的需要,使福音能繼續發揚光大……」。
──于斌樞機(臺灣地區主教團團長)為《梵二大公會議文獻》(1975-12-08由主教團出版) 所作的《序言》的摘錄
兩千年來的天主教會,如何能如此這般地歷久彌新。來自全球各地的主教們(註:每次的大會議場上,大約有2200位神長們出席,其中也包括數十位全球性、男性傳教修會的總會長)體察時代的訊號,努力不懈地在彼此熱烈爭辯的議題討論中,設法凝聚出最大可能的共識,承先啓後地發揚光大天主教會的信仰寶藏,功不可沒。因此,若想要清楚地認識在現代世界的天主教會,先從認識梵二大公會議著手,那是個不二的法門。
歷史背景與時代訊號────
脫利騰大公會議(Council of Trent, 1545-63)在教會史上,是具有劃時代意義的一個里程碑。在十六世紀「宗教改革運動」的重大刺激下,破釜沈舟地自我改革教會在紀律上從中古世紀末期和文藝復興時期以來的,諸多盤根錯結的沉疴弊端,並澄清和強化在教理上統一性的宣示,然後,再歷經數十年積極的落實措施,西歐地區的天主教會因而活力再現。
然而,此時西歐各個快速地興起的君王中央集權制的民族國家,在政治、經濟、和文化等的社會層面上,已然各自羽翼豐沛。歷經文藝復興運動(Renaissance)、基督新教各教派的茁起、理性主義、個人主義等的浸潤,從中古時期(Middle Ages)「信仰世紀」的大一統天主教會的屋簷下,邁進獨立自主發展的「人本主義」的境界中,漸行漸遠。啟蒙運動(Enlightenment)催生下的法國大革命(1789),則是個明顯記號的決裂點。 十九世紀以來,在「現代」(modernity)的旗幟下所代表的各式各樣社會和文化的思潮,經濟和社會上巨大改變的現狀,一直困擾著秉持傳統思維的天主教會。譬如,由人本主義、理性主義、和啟蒙思潮所孕育的法國大革命,在更美好的未來的新世界的期許下,不僅在思想和文化上排斥天主教會,更在現實層面的政治上迫害教會(anticlerical)。激烈的革命行動以史無前例的各種方式進行著,草率地處罰和處決大批的神父們,並以法律 禁止修道院制度,強迫大批度修道生活的男、女修道人士還俗,並沒收他們的修道院和地產(註:收歸國有,或予以拍賣,做為新發行貨幣紙鈔的保證準備金)。在隨後的百餘年期間分裂了法國的人民,形成了「兩個法國」(two Frances)──一半的法國人民反對天主教會,而另一半仍效忠於她──奇特的歷史現象。
又譬如實行君主專制的德國,於 1871 年完成日爾曼民族諸邦的統一大業後,在鐵血宰相俾斯麥的主導下,無情地對其境內的天主教會(註:以基督新教路德教派為主的北德諸邦,早已是臣服於政教合一的政治體制中,此時的俾斯麥豈能容忍在南德諸邦佔大多數的天主教會仍然優先效忠於羅馬教皇?)發動所謂的「文化鬥爭」(Kultur Kampf),其諸般措施則類似法國。
更不用說,義大利民族統一運動併吞了橫跨義大利半島中部的「教宗國」(Papal States)和羅馬城(1870),教宗避居梵蒂岡城一隅,自稱為「梵蒂岡的囚徒」(the prisoner of Vatican)。羅馬教皇與義大利統一政府之間的瓜葛與鬥爭,也不遑多讓。直到69年之後雙方訂立具有國際條約性質的「拉特朗條約」(Treaty of Lateran, 1929)後,才完滿落幕。 因應快速發展的工業革命(Industrial Revolution)和社會主流的資本主義所引發的社會秩序重整、財富重新分配、和大多數勞工階級的悲慘境遇等的狀況,在十九世紀的各個階段因而產生各式各樣的社會主義(socialism)和烏托邦(utopia)式的共產主義(communism),以謀對策。然而,天主教會遲至利奧教宗時(Leo XIII, 1878-1903)才給予廣大的、失落無牧的勞工階級一個具體的、有建設性的答案──《新事通諭》(Rerum Novarum, 1891)。
在「現代」的主流思潮(ideology)下,現性主義、自由主義(liberalism)、民族主義等, 都被歷任的教宗視為洪水猛獸般地邪惡,不斷地予以讉責,而其中最著名的就是《謬說總目錄》(Syllabus of Errors, 1864)。天主教會的這種心態以其古老的銘言「教會外沒有救恩」(no salvation outside the church)最能代表之。滾滾紅塵的俗世中,危機四伏,唯有天主教會的牧欄內才是最安全的庇護所(shelter),而教會秉持著聖者的牧杖帶領群羊步向永恆的家鄉。
可是,從另一個角度來觀察,從十九世紀直到梵二的前夕,也是歐洲天主教會海外傳教活動大豐收的季節。現今,亞非洲的「新興教會」(new churches)佔全球天主教友的比例達於24%,相對於古老「基督王國」(Christendom)的歐洲僅占25%。望眼全世界,每3個人之中,就有1位已經認識耶穌了。然而,傳教士們先前搭乘了西歐列強帝國主義者海外殖民和擴張勢力的順風車,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的「後殖民時期」,就要付出代價。亞、非洲各地的新興教會立即遭遇當地政治和社會上反抗勢力的反撲──「洋教」和「帝 國主義者的走狗」是響亮、刺耳、令人心痛的革命口號。
在短短的30年內、以歐洲戰場為主的兩次世界大戰所造成的殘酷事實,足資世人嚴肅深刻地省思──戰爭解決問題了嗎?為何要無謂地付出如此昂貴的代價?自從啓蒙時期的哲士們以來所預言的「美麗的新世界」在哪裏?人定能勝天嗎?
歷經墨索里尼和希特勒的右派法西斯獨裁政權的暴行,和面對方興未艾蘇聯共產主義左派的獨裁殘暴,羅馬教宗(註:梵蒂岡在二戰期間一直保持「中立國」的身份)在1944年聖誕節 的前夕(註:英美聯軍已登陸義大利,而納粹德軍正在節節敗退之中)對全球聽眾的廣播演說中,首次讚揚「民主」(democracy)政府,譽之為人類之福。二戰後,由天主教徒領導的「基督徒民主黨」(Christian Democrates)在西德、法國、和義大利都長期穩居政治上的領導地位。利奧教宗在1901年對「Christian Democrates」這個名號的「加持」(他正式批准天主教友組織政黨, 並且使用這個名稱),此刻終於開花結果了。仍然實行皇權式中央集權制的羅馬教皇,以「教 階制」(hierachy,或譯,聖統制)所構成的行政體系,藉由全球各地的主教來「統治」全球的天主教友,會因而受到影響嗎?
以上這些冗長而零碎的歷史背景資訊,相當充份地提供了梵二大會諸公省思的材料和不可或缺的時代訊號。
梵二大會的各項議題討論
梵二大會所處理的議題,非常廣泛。諸如,在教堂的禮儀中,要如何使用風琴(organ);修女們要穿著會衣(habit),或可改著便服;為了日常的生活開支,要如何支付薪水給神父們;六品執事(deacon)可以結婚嗎;教會與藝術的關係如何;平信徒(laymen,泛指一般的教友)在教會中的角色如何;領洗聖事所需用的聖水(holy water),要如何祝聖;主教與教宗之間職 務上的關係如何;個人的良心(conscience),在道德上的決定和在信仰上的角色如何;婚姻的意義如何(它又立即牽涉到「生育控制」的敏感議題);中古時期聖多瑪斯(Thomas Aquinas)的士林哲學(Scholasticism)在修院教育上的地位如何〔這又立即牽涉到與「新神學」(New Theology)之間的爭論〕;聖經要如何翻譯、註解;主教區(diocese)領域的劃分;可否與非天主教徒的基督徒弟兄們一起敬拜天主;核子武器的儲存和各種型式的戰爭(war)是否合法(亦即,天主教會贊成或反對?)另有更多的議題曾在大會上討論,此處未及備載,僅以舉例方式提供見微而能知著的說法。
對於與會神長們已有共識的議題,或是在大議題中已有共識的部份,在大會討論的過程中多半水到渠成,因而其議決有若記流水帳一般,將不列入本文敍述的重點內容。舉凡曾在大會的會場上長期激辯的核心爭論的議題(issues),通常是與會神長們認為事關重大,而且影響深遠,因而正、反雙方據理力爭不懈,甚至於延伸至會場外的不同的場合去較勁。為了深入此類有關的草案(schema)的討論過程和其時空的背景,以及雙方如何地有所取捨和折衷,本文沿著梵二大會第一至第四會期和其議程的時間順序前進,試著去做記錄和闡述,希望能描繪出一個簡明扼要、有臨場感式的大圖像,以供讀者概括性的瞭解。當然,若想要更深入地研究某一具體的爭議事項及其最後結論的文字敍述,就必須另行參閱梵二大會的有關文獻,以求釋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