梵二的《人物誌》
在位20年、83歲的教宗碧岳十二世,於1958年10月9日駕崩(Pius XII, 1939-58)。19天後,從全球各地趕來梵蒂岡城的樞機們(cardinals)舉行傳統的密室選舉(conclave),在第11輪的投票後,選出76歲的龍嘉禮樞機(Angelo Giuseppe Roncalli, Patriarch of Venice)繼任為教宗若望二十三世(John XXIII)。因若望教宗年事已高,且是在許多輪後才選出的「折衷性人物」,明顯昭告世人,這是一位過渡性的教宗。
農家子弟的出身、連續27年擔任教廷駐外大使(先後在保加利亞、伊斯坦堡的奧圖曼回教帝國和巴黎),甫於1953年受酬庸為威尼斯的宗主教,龍嘉禮樞機偕同其秘書購買二等火車來回票前來羅馬參加新教宗的選舉。數百年來的羅馬教宗,大多出身於顯貴的世家,威嚴而不苟言笑。相對於這種刻板印象,圓胖身材、極具親和力、又能即興式開玩笑(tell joke)的若望教宗,是他給世人的第二個驚奇。
當選教宗後不到三個月(1959-01-25),他在聖伯多祿大殿公開宣佈要召開一次「大公會 議」(ecumenical council),這是第三個驚奇。雖說,只有羅馬教宗有權召開討論有關全體教 會大事的大公會議,但眼前並無明顯可見、迫切需要解決的大事。因此,除了10天前被他私下諮詢的教廷國務卿塔廸尼樞機(Domenico Tardini)口頭贊同外,教廷(Curia)各部會首長聞訊,無不大吃一驚。自從「梵一」大公會議(1869-70)授予羅馬教宗「教宗至上」(papal primacy)和「教宗不能錯」(papal infallibility)兩項特權後,重量級的教會神長和神學家們都以為,「既然教宗說話就能算話,『大公會議』這個機制將從此走入歷史了」。
梵二大會的代表們 ──
誰有資格來參加在梵蒂岡城聖伯多祿大殿舉行的「梵二大公會議」?全球羅馬天主教的主教們(bishops)是法定的代表。甫經祝聖(consecrated)的新任主教,立即自動取得此項資格。此外,還包括全球性(註:地方性的小型修會排除在外)的男性修會的總會長們(註:此類修會通常設總部於羅馬,直接隸屬於教宗的管轄)。代表們具有完全的資格,可參與大會的議案討論和行使投票表決權。
教廷國務院(Vatican Secretariat of State)於1962年7月15日發出2850封邀請函──85位樞機、8 位宗主教(patriarchs)、533位總主教(archbishops)、2131位主教(bishops)、26位修道院院長(abbots)和68位男修會的總會長(superiors—general of religious orders of men)。其中,有數百位終究未來與會──因健康理由、當地政府不批准出國(譬如,中國大陸, 北韓, 北越等共產國家、或是會批准出國但事後不得再返國)。在1962年的第一個會期,經常約有2400位出席大會,其平均年齡為60歲。在1962-5的四年會期中,共有253位代表去世,另也新増296位主教。
代表們來自全球的116個國家──歐洲佔36%,北美洲12%、南美洲22%、非洲10%、亞太地區20%。
大會的組織架構 ──
這是一個宗教屬性的超大巨型會議,它的「議事規則」是若望教宗制定的,依照教會法典,那是他的特權。他以開放的心胸秉持不干預的態度,希望能讓大會自行發展出它的格調、自由地討論和表決議題。這個心態與梵二最終的成就,有非常重大的關係。
十六世紀的脫利騰大公會議(Trent Council, 1545-63)要處理當時攸關全體教會(西歐地區)迫切和重大的有關「教會改革」和「教理」兩方面的諸多議題,教宗保祿三世(Paul III, 1534-49)和續任的各教宗,均指派專任特使(註:Trent地處義大利北部的阿爾卑斯山區,距羅馬城約兩週的行程)逐日坐鎮會場,不僅控管交付大會討論的議題,並且當場立即解決突發的議事狀況,以免失控而衍生至不可收拾的後果。在這之前的教宗利奧十世(Leo X, 1513-21)和克萊蒙七世(Clemnt VII, 1523-34,註:這兩位教宗均出身自佛羅倫斯城的麥地奇Medici商業家族)雖面臨教會長期腐敗和馬丁路德新教派的嚴峻挑戰,但因各自本身的原因,甚至於不敢召開大公會議來解決問題。
歷經兩年半的籌備期間,「梵二」於1962年10月11日在梵蒂岡城(Vatican City)的聖伯多祿大殿隆重開幕。為釐清眾說紛紜的疑團,若望教宗在1959年7月14日發表聲明,將此次大會定調為嶄新的「梵蒂岡第二次大公會議」。因為,「梵一」在教宗國(Papal States)被義大利統一運動的革命軍併吞前夕,倉促間休會,並未正式宣佈「閉會」。此外,也有些議題在當時未曾仔細討論。
開始籌備梵二工作的「前置作業委員會」成立於1959年的5月,國務卿塔廸尼樞機受命為主席。他於6月18日向全球每一位主教發函,作意見調查,「可敬的教宗希望知道閣下您對即將舉行的大會,有何看法、意見、期待和具體的建議。您的這些意見,對於準備供大會討論的事項,將有極大的助益。……對於任何您認為應列入大會討論事項的意見,您有完全的自由和誠實。」回覆率為77%,回函從七句話到洋洋灑灑的27頁紙,共集成5000頁的8本鉅書。此外,教廷各部會回覆的意見書也集成400頁。全球的教會大學和學術機構,也被諮詢。最終集成12大本。如此周詳、系統化的會前準備工作,在首次大公會議後的一千六百年來,是史無前例的。
進一步的具體籌備工作,交付給10個「預備委員會」,由相對應的10個教廷各部會首長分別擔任主席,以現有機構的行政組織為基礎,新添不少學有專精的主教和神學專家(periti),將意見書歸類整理出可供大會具體討論的草案(schema)。參與預委會工作的各級神長(clerics),共有850位。前置作業委員會轉型為「中央預備委員會」,塔廸尼樞機仍任主席,督導屬下的10個預委會。
此外,若望教宗新成立一個「基督徒合一祕書處」(Secretariat for Christian Unity),以貝亞樞機(Bea)為主席。此時,它的任務單純──負責連絡基督徒各個分離的教派。與分離的基督徒弟兄們合一(包括,基督新教各教派、東正教會、埃及和衣索比亞的考布廸Coptic教會、亞美尼亞Armenian教會等),是教宗召開此次大會最大的願望。
梵二大會正式開議後,這些預委會立即轉型為大會的「工作委員會」,負責提供大會討論的草案和修正作業(包括,在1962-5的大會休會期間內)。同時,基督徒合一委員會也被升格為第11個工作委員會(1962年10月),因此,它具有單獨提出草案,和與其他的委員會協同作業的功能。這也是為何貝亞樞機後來在《啓示憲章》,論猶太人(《非基》宣言)、和討論宗教自由(《信仰》宣言)等各項議題上,產生重大影響力的原因。主席團成員輪值主持每次的大會討論,由教宗指派的十位樞機組成──Tisserant(法籍,教廷樞機團長),Lienart(法籍,法國主教團長),Tappuani, Gilroy(澳洲籍),Frings(科隆總主教,德國主教團長),Play Daniel(西班牙籍),Spellman(紐約總主教),Ruffini(義大利籍),Caggiano(阿根廷籍),Alfrink(荷蘭籍)。繼任國務卿的齊高仰樞機(H.Cicognani)擔任「協調委員會」的主席,代表教宗負責協調大會事宜。繼任的保祿六世教宗於1963年另設「四人協調會」(Moderators)由 Suenens、Lercaro、Dofner、和Agagianian四位樞機擔任,共同即時協商解決大會的程序爭議事項。
大會秘書處(General Secretariat)由幹練的費理奇總主教(Felici)擔任祕書長。費神父長期擔任塔廸尼樞機的助理,實際負責處理大會籌備期間的各項事務。因成效卓著,且被留任至大會的結束(1965)。他實地負責日常大會程序的順利進行,是每次大會議場上的司儀。
四年的大會期間(1962-5),共有10次公開型的大會(對媒體和受邀貴賓開放),如開幕典禮、閉幕儀式等。其他的168次「工作會議」,是議案討論和投票表決等實際的議事事宜,僅限「教長們」(council fathers,即,主教等大會代表們)參加,屬於不得對外界透露消息的「秘密會議」。什麼都是秘密,就沒有秘密可言,再者,會議人數眾多(平均約2400人),會議內容和爭辯,幾乎立即被媒體記者打探到和報導出來,當然也會有謠言滿天飛之嫌。
大會的「觀察員」──
經由基督徒合一委員會所邀請到的有130位(註:最多時,有182位)「分離弟兄」的觀察員(observers)和貴賓,可全程參與旁聽大會的進行(註:這是史無前例的創舉。試想一下,等同於天主教的討論公開在世人眼前。),而且座位在相鄰主席團的最佳位置。他們每週另行聚會,也接受基 督徒合一委員會的簡報,並向它反映意見。
大會共有484位官方聘請的神學專家(periti),可提供主教們在議題討論時的諮詢。教長們雖都研習過數年的神學課程,或有博士學位者,畢竟大多不是這方面的專業人士。神學專家在大會場上有200個座位,但無主動發言權(註:僅在被徵詢時,才可發言),也無投票表決權。
至於「旁聽員」(auditor),大會自始即接受若干位男性天主教友,到第三會期時(1964)增加到21位,其中有3位曾分別以英語、拉丁文、西班牙語向大會發表演說。另外,這時又增加15位女性旁聽員,其中有8位是修女(註:當時,全球約有120萬名修女)。
媒體報導──
梵二大會開幕日,共發出1000張記者證。電視和廣播的實況報導,全球即時知曉。四年會議期間,報章和雜誌的專題報導不勝枚舉。法國Le Monde日報的專任駐會記者H.Fesquet每天都有新聞稿刊登,後來集結成《梵二日記》(Le Journal du Concile),迄今仍是權威性的論述。因為該記者曾加入「白衣會」(White Fathers,註:該修會十九世紀在非洲北部傳教,成效卓著,因穿著當地風俗的白袍,故簡稱「白衣會」。其全稱名The Missionaries of Our Lady of Africa),通曉拉丁文和神學,駐在羅馬以記者獨到的眼光和人脈,常有能深入主題的詳實報導。美國「讀者文摘」(Readers’Digest)編著的《二十世紀世界大事錄》(1976 年版)以4頁圖文並茂的內容介紹梵二大會的成就。據說,這個世界最大的大型會議,僅只會場(聖伯多祿大殿)的裝潢費用就達一百萬美元(當時的幣值)。除會議各項龐大的日常開支費用外,教廷要津貼約1/2教長們的旅費和與會費用,具體數字迄未透露。教宗決心要在第四會期(1965)結束梵二大會的各種措施,財務 負擔的考量是最大的因素。
多數派vs.少數派──
梵二大會要「言之有物」,勢必牽涉到理念之爭──要守舊或是革新?尤其,以牧靈概念為基調的「新神學」(New Theology)半世紀以來,在阿爾卑斯山以北的西歐地區的教會圈中已然形成氣候;而十九世紀以來、以教廷為主導、固守在修院(seminary,是培養未來神父的學校)教學的士林哲學學院式的神學論說(守舊派),雙方各持相對的立場,但都秉持以教會的利益為出發點,表現在大會的議事過程中。這種宗教性質的辯論和議決,吾人不能以現代民主議會的角度來思考和衡量雙方的爭議。由於在四年的大會過程中,牽涉到的領導人物和議題相當廣泛,值得大篇幅地詳細說明。用「保守」和「進步」,或是「守舊」和「革新」來形容立場不同的雙方似有先入為主的價值判斷之嫌,一般評論家多用「多數派」和「少數派」的詞彙來描述,似乎比較恰當。
以後見之明的觀察來看,在大會第一會期的初始(1962年10月),雙方的領導人物即已 出場而且持續。然而,與會的大多數教長們卻是見「機」行事──在不同的議題上,各有不同的立場,而非黨派性地固定於多數派或少數派的陣營內。
多數派的重要領導人物:
1. 貝亞樞機(Augustine Bea,1959年78歲時被任命為樞機);
2.傅令士樞機(Josef Frings, Archbishop of Cologne,德國主教團長);
3. 李埃納樞機(Achille Liénart, Bishop of Lille,法國主教團長);
4. 陶弗乃樞機(Julius Döpfner, Archbishop of Munich);
5. 艾弗林樞機(Bernhard Alfrink, Archbishop of Utrecht 荷蘭);
6. 雷如樞機(Paul-Émile Léger, Archbishop of Montreal,加拿大);
7. 徐能士樞機(Leon-Joseph Suenens, Archbishop of Malines – Brussels,比利時);
8. 柯尼樞機(Franz König, Archbishop of Vienna,奧地利);
少數派的重要領導人物:
1. 何大為樞機(Alfredo Ottaviani,教廷聖職部部長);
2. 魯非尼樞機(Esueto Ruffini,義籍);
3. 西利樞機(Giuseppe Siri, Archbishop of Genoa,義大利);
4. 布朗樞機(Michael Browne,道明會總會長);
5. 賴羅納樞機(Arcadio Larraona,教廷禮儀部部長);
6. 雷弗瑞總主教(Marcel Lefebvre, Archbishop of Dakar,非洲,註:梵二結束後,曾領導「裂教」。);
7. 席高總主教(Geraldo de Proenca Sigaud, Archbishop of Diamantina,巴西);
8. 喬立主教(Luigi Carli, Bishop of Segni,義大利);
少數派領袖在第二會期(1963)開始,即組成International Group of Fathers的正式組織,定期聚會和對外宣掦其理念,甚至於印行指導投票方式的小手冊。在第三會期後(1964-5),約有800位與會神長在他們的郵寄名單上。
「天下第一部」的聖職部(Supreme Congregation of the Holy Office)部長何大維樞機,威 名在外,曾在梵二前的二十餘年期間「管束」(disciplined)過不少知名的神學專家。但他人格高尚,忠心為教會服務,只因長期服務於主管教理的聖職部(1935年入聖職部服務,1959年任部長),以預防「異端」發生的心態捍衛教理的任務至上,且生活圈狹小(未曾離開義大利),易流於純粹就學術理論,象牙塔型地辦事。他接受照聖經《創世紀》文字敘述字面上的說詞,因而堅決反對十九世紀以來、以考古新發現和歷史性面向為基礎的新式聖經註解(p.s.用現代術語來說,他是個基本教義派)。
西利樞機在二戰時期,曾以英勇心態反對當權的法西斯和納粹(Nazi)的各種暴行作為,也幫助過受迫害的猶太人,在當時的義籍主教中是倍受尊敬的。謠言這樣說,碧岳十二世教宗曾屬意他為接班人,但若望教宗當選時,他僅52歲,被認為太年輕了。而1978年保祿教宗過世時,他差一點被選上教宗(當時,他72歲)。
教廷(Curia)各部會首長和在其內任職的主教們,雖可能在某些特定議題上不盡氣味相投,但一般而言,位居既有體制組織內,心態上都屬於「保守型」。義大利、西班牙、和北美洲(某些人或在某些特定議題上例外)的主教們,大致上也屬於保守型。
雖然,少數派領導人在大會上對於多數派的諸多論點,多持反對的意見,然而,一旦新法律通過,他們是遵守的。誠如頗受爭議的「宗教自由」在1965年大會投票通過後,何大為樞機在義籍記者招待會上的發言,對於接受教會的革新措施深具意義,「我是金庫的看守人,你以為我會睜一隻眼閉一隻眼面對我的職位嗎?我已經75歲了,一直護衛著某些法律和原則;若你向老警察說,法律會被修改,老警察將努力使法律不變。然而, 終究法律還是改變了,天主會給他力量去護衛新的法律。一旦新法律成為教會的寶藏後,老警察只有一個原則──為教會服務!「服務」是說對法律忠誠,如我本人一樣,盲目的地服從。「教會的歷史證明,失敗的少數派不會固執,終究要與多數派合作。在這點上,與世俗國家的民主議會不同。(註:以上摘自《梵二日記》)
大家都知道,何大為樞機勇於接受「改正自己」的判決,「你們要知道,教廷的十幾位樞機,在重要的事情上這樣迅速地改變思想(在1965年會期時),是一件大事。「從前與教 會實際問題有所隔閡的教廷,在數年之內完全改變了,若說不是梵二大會的影響,是不公平的。尤其,以樞機們的年齡來說,這種改變尤其可貴,需要勇氣、可塑性、和對事情的敏感性。」(以上摘自《梵二日記》)
何大為樞機一向反對一切型式的「戰爭」(wars),雖然,教會在過去古老的傳統上認 可某些所謂的「正義之戰」(just wars)。他在大會上(1965)就此論點發言後,首次獲得大多 數神長們的熱列掌聲。
重要的「多數派」領導人──
貝亞樞機,德籍耶穌會士(1902年入會),精研近東哲學,在羅馬聖經學院(Biblicum)長期任教(1924-30)並擔任校長(1930-49)。教宗碧岳十一世史無前例地於 1935 年批准他,前往德國參加基督新教徒舉辦的舊約聖經學術研討大會。二戰以前,德國路德會(Lutherans)在聖經方面的學術研究是獨領風騷的。他的學識和歷練,在若望教宗期許與分離弟兄合一而召開梵二的加持下(註:1959年任命78歲的貝亞為樞機,並擔任新成立的「基督徒合一委員會」的主席),老驥伏櫪將新近才被教會當局接納的「大公主義」(Ecumenism,註:原為美國聖公會牧師於1908年所發起,期許基督宗教各教派彼此交談合作,迅即蔚為國際性的風潮)積極地發揮在梵二大會的議案上──譬如,論猶太人、論宗教自由、和《啓示憲章》。
比利時籍的徐能士樞機,是梵二大會議場上的活躍人物,領導能力強,且又擅於協調,大會開議時(1962)正值58歲的壯年,頗得若望教宗的賞識(1961年任命他為總主教,翌年加冕為樞機)。保祿教宗於1963年任命他為大會議場上的仲裁者(共四位Moderators)極具影響力(但自1964年起,教宗直接干預大會議事的程度,日益加深)。
教宗保祿六世(Paul VI,1963-78)──
1954年始任職米蘭總主教的孟廸尼樞機(Giovanni Battista Montini)於1963年6月21日當選教宗。參加密室選舉的80位樞機中,義籍佔29位,而梵二首期大會(1962)已形成多數派與少數派在各項議題上的爭辯,在第六輪投票才選出新教宗,可見選情緊繃。當選數日後,保祿教宗宣佈將繼續梵二大會(註:教宗有權「休會」或「取銷」),第二期將於1963年9月29日召開,這才令許多人放下心來。
長期在教廷國務院內部工作(1933-54)的外交事務生涯,培養出思慮周密、行動謹慎、 且允執兩端的個性,與前任若望的風格──放手梵二大會去自行發展,形成強列的對比。大公會議的討論和表決,具有民主式的機制。然而,依教會法典教宗有權干預,或對決議案不予頒佈(亦即,形成「否決」),兩者之間的不協調關係在第三會期開始顯露,而在第四會期(1965)益加明顯。然而,保祿教宗也能以引起世人焦點注目的方式,幾次以戲劇性的行動,突顯出梵二大會議論中的各項主題。
在第二會期結束典禮(1963-12-04)演說的最後段落中,他出人意外地宣佈,翌年元月份 要前往聖地(Holy Land,耶穌的故鄉)朝聖(Jan. 4-6,1964)。對與會神長們來說,這是突然的一刻,遑論在收音機和電視機旁的廣大世人。五百年來,羅馬教宗未曾踏出義大利一步(註:受迫於法國拿破崙的「囚犯」教宗Pius VII不算)。藉著此次的朝聖,他要昭告世人,「我是耶穌的宗徒(an apostle on the move)」。以官式身份訪問以色列,就表明天主教會不再歧視猶太人(Jews)──梵二的《教會對非基督宗教宣言》文件中,就在宗教層面上澄清歷史上長期的偏見(註:在政治層面上,未對以色列的建國著墨,以免激化阿拉伯民族)。再者,對分離弟兄們也表態了──我們都是耶穌的門徒(Christians)。梵二會場上激辯的一個主題,終於迎刃而解,凝聚為《大公主義法令宣言》。朝聖期間,與希臘正教伊斯坦堡宗主教的會晤,更具有象徵意義──不僅達成若望教宗生前的願望,也以實際行動見證天主教會對分離弟兄的誠意。
保祿教宗於1964年10月19日(第三期會議期間),在全球各地主教的面前,為22位烏干達(Uganda)的殉道者「封聖」──天主教會首次有了非洲籍的聖人!十九世紀以來,天 主教會在非洲大陸的傳教事業,成果豐碩,教友的數量,已在全世界的比例中,快速超前。他說,「教會在非洲找到特別的前途,我們認為這是上主的秘密,是對非洲特別的召叫,一如歷史上的應許。非洲是福音之地,是基督的新祖國。」
訪問印度(Dec 2-5,1964)參加在孟買(Bombay)舉行的國際聖體大會,是另一個彰顯梵二大會主題的行動。當時,天主教友佔印度總人口約1.3%,而孟買有20萬教友,佔當地人口的5%。印度是一個貧窮的國家,印度教徒眾多,1948年才從長期的英國殖民時代獨立建國。因此,保祿教宗探取印度國父甘地式的簡樸態度去訪問,排除官式的繁文褥節,且以朝聖者的身份與印度總統會面,訪問的行程則盡量融入大眾、和貧民在一起,而無宗教之別。藉此類行動以昭告世人──天主教會已然走入活生生的現實世界,揚棄了十九世紀時期閉關自守的心態;教會不是高高在上,已然走下來與世上貧苦負重擔者在一起;象徵性地預告,梵二的文獻《教會對非基督宗教宣言》將展開與印度宗教人士的對話。
到聯合國(U.N.)大會上發表對全世界人士演說的36小時(Oct.4-5,1965)旋風式地訪問 紐約市,更是另一個戲劇性的高潮。不僅是史上首次教宗訪問現今世界上最強盛的美利堅合眾國(註:天主教友佔全美總人口的20%,在洋基棒球場主持的彌撒,有7萬教友參加),更彰顯出天主教會支持世人反對戰爭和維持永久和平的國際合作的機構(註:梵蒂岡國具有聯合國的「永久觀察員」資格,且有常駐代表,至於不加入正式會員國,則另有考量)。梵二大會在12月7日(1965年大會閉幕前夕)發佈《論教會在現代世界牧職憲章》和《信仰自由宣言》,宣告天主教會已然擁抱這個世界,而保祿六世教宗則已經先做足了廣告。
梵二的「神學專家」──
除了官方聘任的484位神學專家(periti),服務於11個工作委員會和大會會場,重量級的神長們多「自備」有專屬的神學家(theologian),以供其諮詢和草擬對策。多數派和自聘的神學家在梵二大會開議的前夕,已擬就對應官方版本《論啓示》草案的一份替代 性版本。
這些在梵二前二十年內陸續被官方「管束」的神學家,許多人在梵二大會期間大放異采。美籍耶穌會士牧瑞神父(John Courtney Murray)曾在美國鼓吹「宗教自由論」多年,後被禁止繼續發表言論,但保守心態的紐約總主教史培爾曼樞機(Francis Spellman)在1963年初成功地將牧瑞引薦給若望教宗,被任命為官方的神學專家。
被「管束」中的呂白光神父(Henri de Lubac)早於1960年8月就被若望教宗任命,加入 何大為樞機領導的「神學預備委員會」,雖多方受制於保守的何樞機,但終能在《教會憲章》的草案中大展身手。
比利時籍的菲力浦神父(Gerard Philips)也是一位了不起的進步派的神學大師,但在會期中為迎合保守派的觀點,多有折衷妥協之處。
道明會士、法籍的神學大師康加神父(Yves Congar)其著作早在1954年已被教廷查禁, 且不准在修院教書(P.S.以免「污染」未來的神父們),也被若望教宗聘到梵二的預備委員會工作。
參與梵二大會的神學專家們,因各人的神學體系不同,其論調基點各有差異,誰是主流的觀點,則有待大會場上的辯論和表決。自從尼西亞大公會議(325 A.D.)以來的歷屆大公會議召開和讉責「異端」(heresy),莫不根基如此。脫利騰大公會議(Trent,1545-63)尤其倚重神學專家,在眾說紛紜的各家論說中,去分辨和形成教理的模式(formulation)。當然,最後還要由與會的主教們拍板定案。譬如,新教派馬丁路德(Martin Luther)從聖經中粹取出「因信成義」(justification by faith)之說,蔚為一家之言,後來在此基礎上發展出一套新系統的教會模式。由於在之前,「成義」(亦即,死後獲救贖得以升天堂享永福)在天主教會內未曾明確地「定義」(definition),僅是一個模糊的「概念」,因而眾說紛紜,脫利騰大會就在它的定義上大費周章地反覆討論。這豈是一般人所能懂得的,而主教們也多僅有概念,憑藉神學專家們的思辯後形成體系,才得據以裁決,最後凝聚為全體教會的共識。
維也納總主教柯尼樞機,本身就是精研神學的專家,曾在維也納大學和薩爾斯堡大學教授神學,其三大冊的鉅著《基督宗教與世界其它宗教的比較》(Christus und die Religionen der Erde)於1948年出版,卻大膽地聘任當時仍在教廷聖職部管束中的芮納神父(Karl Rahner)為其駐會的神學顧問。大會開議後,芮納成為一名非常有影響力的官方神學專家。大會結束後,保祿教宗授予他「樞機」的榮銜。另一位曾被「管束」的道明會士神學家Marie–Dominique Chenu,也在梵二大會中大放異采。比利時籍的道明會士席貝克神父(Edward Schillebeeckx)在梵二開議時48歲,在荷蘭和比利時的主教團圈內貢獻其專才,會期中在羅馬多次發表頗具影響力的演講。
年青輩的龔漢斯神父(Hans Küng,1962時僅35歲)受聘為官方的神學專家。科隆總主教傅令士樞機自聘的拉辛格神父(Joseph Ratzinger),當年也是35歲,在第二會期時即受聘為官 方的神學專家。他是未來的教宗本篤十六世。
固不待言,還有更多比較默默無聞的神學專家,在其各自的領域中為梵二大會做出貢獻,而且是不可或缺的角色,用俗話「一將功成萬骨枯」來比擬,似乎稍可傳神。
另類的會外組合圈──
梵二大會的少數派,在第一個會期中就已集結成固定聚會和宣傳其理念的組織,後來定名為International Group of Fathers。多數派沒有正式的組織,但以多位領袖人物為核心的小圈子和聚焦在一起的非正式的集團,甚早即已成形,在鏈接和串聯的行動過程中凝聚改革理念的共識,並在大會的議場上展現為具體的議事行動。
德、奧、法、比的主教團有悠久的歷史,其具體的主張譯成不同的文字後,更具深遠的影響力。義大利迄無主教團的組織,但也不全屬於保守派──賴加諾樞機(Giacomo Lercaro, Archbishop of Bologna)相當具有遠見;孟廸尼樞機(即,後任的教宗保祿六世)多持中庸立場,但偶而前進。西班牙的主教們,也多持保守的立場。
當時,全球約有50個各國的主教團(conference of bishops),最易先形成各自在議題上的共識。中東地區效忠於羅馬教宗的麥爾基特禮東方教會(Melkite church)在馬西莫宗主教(Maximos IV Saigh, patriarch of Antioch and of all the Orient, of Alexandria and Jerusalem)率領下,轄有16位主教和4位男修會的會長,是小而美的大會上的發聲集團。他們都受過良好的教育,能說流利的法語(註:其本地語為阿拉伯語或其它)。
台灣地區的主教團,在梵二第一期大會時,有58位主教與會,其中華籍的主教10人──田耕莘、于斌、郭若石、牛會卿、張維篤、袁慶平、成世光、羅光、杜寶晉、和鄭天祥。(以上,摘自王愈榮主教於2013-03-19的演講《在台灣的天主教會五十年來對梵二大公會議的回應》)。梵二大會期間,法國主教團每週聚會,但隔週開放歡迎其它地區派代表參加,以促進 彼此間的合作並預先化解反對的疑慮。非洲大陸的主教們是法語的集團,在大會中多保持低調,但在理念上常支持多數派。亞洲和太平洋地區,則比較組織鬆散,似乎被邊緣化了,其理念和支持何派則各自不一。除加拿大和美國各有悠久傳統的主教團外,拉丁美洲也有22個主教團。均系西班牙語國家(巴西雖用葡語,彼此間溝通不難),且各國的政經環境和教會情況類似,早於1955年已組成一個國際性的CELAM聯合會組織(註:且經教廷批准),定期聚會討論共同相關的議題。
屬於男修會的神長們,為對修會共同利益發聲的目標,在1963年即以羅馬城的耶穌會總部為聚會場所,發展出一個非正式的集團。另有一群人強調教會應為世上窮苦和受迫害者發聲,約共有45位神長(其中22位來自拉丁美洲,因為當地環境的迫切需要。法國里昂的主教也在內),也聚集成一個非正式的集團,他們屢次在大會中發言,強調教會應當以身作則,杜 絕舖張和華麗的外表。
法國主教團長李埃納樞機和CELAM兩位極具影響力的副主席──巴西的Camara主教和智利的Larrain主教──共同倡議成立一個「論壇」(forum)性質的Conference of Delegates,由各國的主教團派代表參加,定期聚會以交換意見。在四年的大會期間,此類每週五晚上的論壇共舉行91次。在平均有2400位神長浩大地齊集一堂議事的場合,這個論譠提供了一個言之有物的議事效率的功能──事前即時地交換意見,凝聚出共識和具體的議事行動──功不可沒。雖然,在議場檯面上風光的人物,是西歐地區多數派的領導人,但亞、非、和南美洲所謂「第三世界」的意見,也常能在論壇的聚會場合被這些聚光燈下的人物領會和吸收,並適時地化為大會議場上的代言人。
Cardinal Alfredo Ottaviani. Photograph by Carlo Bavagnoli /Time & Lifc Pictures/ Getty Images.
Cardinal Augustin Bea with observers/guests. Photograph by David Lees / Time & Life Pictures / Getty Images.
Holy Spirit
聖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