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亞牧靈中心(EAPI)與梵二
小記:在菲律賓馬尼拉成立的East Asian Pastoral Institute對於培訓教會人員調適梵二帶來的巨大變動,居功甚偉。以下摘錄自顏哲泰神父(Jose M. Calle,S.J.)的口述歷史書中《世事洞明 人情練達》有關的敘述, 供參考和對照。
……護教學院(Institute of Mission Apologetics)是侯樹信神父(Johannes Hofinger, S.J., 1905-1984,奧地利藉)於一九五五年在這裡成立的。一九五八年設立了教理中心(Catechétical Center)。發行刊物和研究討論,並以實際行動傳播理念,進而滙聚成一個又一個具體的 行動,是這段時間的特色。「鐵皮屋」時期(亦即座落於曼達陸巷地區)的東亞牧靈學院(East Asian Pastoral Institute,於1961年改用此名稱,簡稱EAPI)一直延續到一九六五年。
從一九五五到一九六五這十年內,「鐵皮屋營房」的沙百尼會院在大馬尼拉地區是 一個人盡皆知的所在。一則,由於它具有創意的使徒工作;再則,住在那兒的耶穌會士各個都使出渾身解數,吸引人們前來。譬如,龐方濟(Francesco Parisi)神父開創了全菲的 第一所「心理諮商中心」;德維謙(John Dessautels)神父與有關人士磋商,擬開辦華語教學的「光啟中學」(Xavier School);而侯樹信神父則組建了一個使徒工作團隊,成員包括我(顏哲泰)、蔣宗禺( Paul Brunner)、郎蘇民(Martin Ramsauer)及宋若翰(John B. Seffer, 1920-1976)──四位神父,成為 EAPI的共同創辦人。
我於一九五七年復活節過後一週回到了菲律賓,團體的院長蒲敏道神父派我到布魯塞爾剛成立的「生命之光教理與國際牧靈學院」(Lumen Vitae Intenational Institute of Catechism and Pastor)去進修,是戴可夫(Georges Delcuve, S.J.)神父一九五七年於比利時的布魯塞爾所創辦的,以研究與培訓為主。它體察二次大戰後,天主教會內業已興起的各個潮流, 諸如,在新情勢下如何去講授天主教的要理、詮釋聖經及教會禮儀的革新等,尤其是配合傳教區內的牧靈需求,由於已歷經二十餘年時間的淬礪,此時因而水到渠成。它服務的對象,設定在歐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地方教會。
當時,我是「生命之光」成立小組的成員,這為我展開了新的地平線。因為之前中 歐的禮儀和要理講授開始革新。我去上了課,與要理講授、成人慕道方面的偉大開創者 在一起,獲得新知。之前在上海時,蒲敏道神父就跟我說過當時牧靈神學有一個改變,而且是從德國杜賓根(Tubingen)和奧地利英斯布魯克(Innsbruck)學派發展出來的。這個神 學比較注重宣講性,少一點理論性。一九五七年九月我在「生命之光」唸書,一九五八 年七月唸完。
一九五七年時,侯樹信神父五十二歲,已是「教理講授」這個領域內響叮噹的知名人物。他計畫將來把我納入他的工作小組之內,因此建議耶穌會的總會長給予更高深的專業培訓,因而有了一九五七至一九五九年為期兩年的深造。
EAPI的首任院長聶瑞達神父和我同為布魯塞爾生命之光國際牧靈學院的首期受訓學員,兼有輔助該校創辦團隊的意味。因為,這是一所開風氣之先的學校。教宗若望二十三世宣布要召開「梵二大公會議」還是一九五九年一月二十五日的事。雖然,新思潮 已然波濤洶湧地在醞釀之中,在仍嫌守舊的天主教會內,此舉只能「摸著石頭過河」地步步為營。
侯樹信神父於一九四一年來到中國的華北,在河北省景縣大修院任教。一九四六 年,他出版了一本中文和拉丁文對照的天主教教理手冊,書名是《我們的福音》(Nunctius Noster)。事實上,這是從他的恩師榮曼(Joseph A. Jungmann, S.J.,奧地利神學大師,1930年代Innsbruck 學派的創始人之一) 神父的鉅著《福音與其傳揚》(The Good News and Its Proclamation)改編而成, 供一般大眾使用的普及版本。該鉅著奠定了榮曼神父在「宗徒宣講式神學理論和教理講 授」上的理論基礎和一代宗師的地位。
令人訝異的是,這本手冊在當時的中國轟動一時,尤其是在華北地區。從而,一九四八年時的教廷駐華公使黎培理(Antonio Riberi)極力敦促景縣教區的神長──蒲敏道神父,指派侯神父到北平來開辦一所「天主教教理講授學院」。
可惜,這個夢想未能實現。因為,在中國東北節節勝利的中共軍隊,於一九四九年佔領了北平。黎培理公使遭驅逐出境,華北的傳教士四處逃難。侯樹信神父和景縣大修 院,於一九四九年底逃難搬遷到了菲律賓,在馬尼拉近郊的曼達陸巷──約三百座二戰時期戰俘集中營使用的低矮的鐵皮屋群──落腳。
利用其中三間克難式的鐵皮屋,在幾位小組成員的協助下,侯樹信神父不畏艱難地開辦了一所「要理和禮儀中心」──取名為護教學院。一群逃難的耶穌會士當年所夢想在北平成立的「教理講授學院」(Academia Catechetica),如此這般的投胎到了菲律賓。現今遠近馳名的EAPI,還可以在那兒瞥見它的身影。
一九五七年,和侯樹信神父一起努力工作的四位小組成員,固定了下來,直到一九六六年。這四位神父是──蔣宗禺、郎蘇民、宋若翰,以及我本人。
一九六一年九月的一個晚上,蔣宗禺神父和我陪伴侯樹信神父圍繞著我們的沙百尼會院(位在同一地點,也是幾間鐵皮屋組成的)一起散步。侯神父剛從他忙碌的非洲之旅返回。突然間,他停下腳步,向我倆發問:「你們知道嗎,我這趟去非洲各地旅行授課的時候,有很多學員都來詢問,我們的「護教」(Mission Apologetics)學院到底是什麼意思。」我 立刻答話:「我也不知道呀!」就在這一個晚上,在曼達陸巷的鐵皮屋群內,經由這三個人的腦力激盪,「東亞牧靈學院」(East Asian Pastoral Institute)這個名字首次登場了。EAPI小組,也於焉誕生了。
翻閱當年的紀錄,還真會令人訝異──EAPI工作小組的這幾個人,怎能做了這麼多的事! 大致上的分工是四個領域──教會禮儀上的革新、教理講授上的培訓、出版刊物、神學和教會禮儀上的「國際研習週」。
教會禮儀上的革新
在這個領域,由蔣宗禺神父(註17)帶頭啟動新觀念。在梵二大公會議開幕(1962年10月11日)的兩年前,他就得到馬尼拉總教區的批准,試驗性地推動尚無人知曉的「社區團體彌撒」──在曼達陸巷的耶穌會院小聖堂,為居住在附近貧民區內的窮苦人家。他為這 些窮人家的孩童們,組織了一個「阿肋路亞聖詠團」(Alleluja Singers),他們唱遍了鄰近的許多堂區。逐漸地,教堂裡擠滿了人。這是整個大東亞地區的第一所「教會禮儀實驗中心」。
國際研習週(International Study-Weeks)
這個領域是侯神父一個人的功勞,為準備召開梵二的大環境孕育潮流,以及梵二會後的落實政策方面,有其獨特的貢獻。聚集全世界在神學和教會禮儀方面知名的領袖人物於一堂,他組織了六次這樣的研習週──分別在荷蘭的尼梅根市(Nijmegen,1959)、德國的艾克城(Eichstadt, 1960)、泰國的曼谷(Bangkok, 1962)、烏干達的卡地崗(Katigondo, 1964)、馬尼拉(Manila, 1967)、南美洲哥倫比亞的麥德林(Medellin, 1968)。(註19)
顯然地,上述的重要工作成就,也吸引了教會高層人士的注意。馬尼拉總主教桑多斯樞機和教廷駐菲大使都曾明言嘉許過。雅典耀大學的校長和負責教務的副校長開始和EAPI的工作小組接洽,探詢雙方合作的可能性。同時,東亞地區的幾位主教和男女修 會的負責人也來要求侯神父,設法創辦一所符合梵二精神的牧靈培訓中心。
此外,耶穌會的羅馬總會也在急迫地、認真地思考,因應「後梵二」(Post-Vatican II)大時代的具體措施。擬議將現有的EAPI擴展成涵蓋整個東亞地區的耶穌會跨省際的工作,是一個重要的選項,而不只是目前僅涵蓋遠東省(註20)和菲律賓省這兩塊區域。為慎重起見,總會要求東亞耶穌會各省派代表到馬尼拉開會研討,並就近評估EAPI。
一九六四年的研討和評估會議中,大多數的代表投票贊成,將現有的EAPI擴展成為 一個服務東亞地區的牧靈訓練中心,同時也建議任命聶瑞達神父為首任院長,而以侯樹信神父為副院長,專務出版刊物。(註21)
聶瑞達神父資歷完整,適宜領導這所具有前瞻性而且百般待舉的牧靈訓練中心。因為,他曾深入研究過「前福音化」方面的諸多議題,在羅馬的宗座額我略大學(Gregorian University)有過數年的教書經驗,曾在美國芝加哥的羅耀拉大學(Loyola University of Chicago)組織和領導過類似的牧靈培訓項目,具有行政長才。
當時新上任的菲律賓省會長柯士達(Horacio de la Costa)神父也扮演了「臨門一腳」的關鍵性角色。順理成章地,他也成了嶄新擴大的EAPI的「長上」,亦即,總負責人。一 九六五年八月,羅馬的耶穌會總會長雅魯培(Arrupe)神父任命聶瑞達神父為EAPI的首任院 長,但正式通知聶神父這項任命的人,卻是柯士達神父。因某種原因,馬尼拉的桑多斯樞機對雅典耀大學的耶穌會士有些意見,端賴柯神父的居間溝通,新的EAPI建制附屬於雅典耀大學的申請,終獲桑多斯樞機的批准。
另外,為了在校園內新蓋幾座EAPI的大樓,柯神父也和校長多次磋商,終獲批准租借一塊空地──租期九十九年。錢從哪裡來?柯神父向美國耶穌會的馬利蘭省尋求協 助。於是,事就成了,這就是現在我們所在的地方。
聶瑞達神父於一九六五年八月到任EAPI的時候,剛滿四十歲,高大的身材充滿年輕人的活力,易於與人親近交往,心態上事事觀察和注意。由於我們已是多年的好友,常並肩散步於大學的校園內,彼此交換對於EAPI的願景。我們了然於胸的是,侯神父所開 創的、專注在研究和期刊的小格局,即將被改造成一個國際性的、跨族群文化性的、男 女合校的牧靈訓練中心,為廣大的東亞地區內的各個本地教會服務。這是一件前所未聞 的大事情。
從未有人嘗試過,把東亞廣大地域內的神父和修女們以及男女平信徒,集中到一個 處所,連續不斷地予以培訓七個月。馬尼拉的總主教就有著某些的疑慮。在此情況下,幸虧EAPI核心小組內的某些成員,頗受桑多斯樞機的信賴(譯者註:顏哲泰神父是其中關鍵的一員),得以逐一地化解。
至於課程及活動的設計安排、師資陣容的充實與邀聘,以及招募學員等等的創業維艱,如何因應?一九五七至一九五八年,院長和我曾同期在比利時布魯塞爾甫創辦的「生命之光國際牧靈學院」(Lumen Vitae International Pastoral Institute)為受訓學員。在我們這一類型的訓練中心來說,它是一所開風氣之先的學校,是為因應歐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各地教會的牧靈需求而開設的。我們這個共同的經驗,對於EAPI的處置很有幫助。此外, 院長數年前曾在芝加哥羅耀拉大學組織暑期牧靈研討班的成功經驗也很有助益。
一九六五年正是梵二大公會議(1962至1965年)正如火如荼、轟轟烈烈地進行,天主教會 仍陶醉於教宗若望二十三世所謂的「讓新鮮的空氣進來」的時刻。然而,新觀念的震撼衝擊,已然出現。不久,就發生了社會上年輕人的暴動(譯者註:譬如,1968年5月的巴黎學生暴動),和教區神父以及修會修道者的危機(譯者註:梵二後,許多已習慣於舊體制者,不能適應天主 教會的新情勢,全世界各地方教會中的「還俗」者多有所聞)。在「後梵二」的氛圍中,轉型中的EAPI 是一項大膽的嘗試,可是,從另一角度來看,正是答覆迫切需要、因時制宜的措施。
新院長鎮定沉著且深具信心。大家很快地就能感受到,由這個人來領導這椿開路先鋒的事業,是將一個對的人,在一個對的時間點,放在一個對的位置上。再者,打從就任的第一天開始,院長就得到菲律賓省會長柯士達神父、雅典耀大學校長杜尼蘭(Donelan)神父和EAPI老創辦人侯樹信神父的全力支持與鼓勵。
讓我在這裡摘錄一段院長聶瑞達神父個人的日記:
我們在雅典耀大學的校園內,於1966年9月15日,開始了EAPI首期的正期培訓班(共七個月)。有卅五位學員,分別來自十二個不同的國家,平均年齡將近四十歲,大多數已具有多年的傳教經驗。要給他們上課,非常有挑戰性。學員們在期末的受訓評估報告中,普遍地嘉許和感謝我們所提供的課程,尤其是來自二十五位講師豐富地多元化視角的闡述。他們都注意到,這是首次、試驗性質的嘗試,因而也都很有耐心地體諒我們對他們的可能照料不周。
對首期培訓班的學員們來說,還有一件大事值得一提。侯樹信神父所主辦的關於要理講授和教會禮儀的「國際研習週」,於一九六七年的四月底在馬尼拉盛大舉行。有一百五十多位專家學者與會,其中包括二十位主教、各大修會的代表,以及幾位基督新教的觀察員。首期學員在即將畢業返鄉之際,能置身於牧靈界頂尖的專家行列中,目睹諸 位大師的風範,是一個難能可貴的機會。尤其,侯樹信神父的恩師榮曼教授,雖已年邁, 仍專程來參與盛會。
梵二大公會議在一九六五年十二月八日閉幕,其恢宏、開創性的理念,亟待落實。顯然地,人們對EAPI具有這樣的期待。因此,從EAPI正式開辦以來,針對「後梵二」的 諸多議題──聖經、教會禮儀、亞洲各地現有的宗教、文化上的考古人類學、牧靈上的社會學、牧靈上的心理學、語言學、教理講授、傳教上的神學、神修、影視的運用、電影、社會發展、現代的哲學思潮、群體互動等等──我們都設有講堂授課、實習工作坊 和與專家對談的研討會。某一位受訓學員在給他朋友的信中談到:「這真是一個了不起 的經驗,與教師們一起發掘最新的梵二文件中所蘊藏的寶藏」。倪麗達也用「牧靈上的 人文教育」來形容EAPI的培訓教學。
「與時俱進」密集速成班
一九六九年二月的某天,美國瑪利諾修會主管菲律賓和臺灣地區的會長賈文(Jim Gavin, MM)神父來訪,在與院長和我的會談中,他提到,在後梵二的衝擊中,分散各處工作的眾多會士們,亟需在牧靈和神修上做一番革新和再充電。將他的人手調離現在的工作崗位達七個月之久,是奢侈而不可行的辦法。因此,研究集中半數的會士們來EAPI 接受一個月密集培訓的可能性。如果可行,則兩年內可以全數完成培訓。在時間上,則利用EAPI正期班畢業後的空檔──四月十日至五月十日。
學務主任倪麗達接下了這個挑戰,設計了一個涵蓋三項主題的課程──神修上的革 新、神學上的反思、牧靈上的效率。受訓後學員的反饋非常正面。在此鼓舞之下,我們將此種「與時俱進」班推廣到其他的亞洲傳教士團體。從一九六八年到一九七八年的十 年之內,共有來自三十二國家的六百二十三名傳教士來此受訓。
一九七三年的六月,我們首次為二十三位主教開辦了一個「與時俱進」密集速成班。 稍後,在教廷駐菲大使和全菲主教聯合會(CBCP)主席的要求下,EAPI承辦了一系列「避靜型的自我更新研討會」──在往後的一年半內,全菲各地教區共有三十位主教及六百五十位神父來參加過。這項計畫是由院長、龐方濟(Parisi)神父、倪麗達和我本人共同策畫和主持的。
依循梵二的精神,為東亞各地方教會注入革新的新血,是EAPI成立的使命,感謝天主的恩寵,我們不但達成了任務,而且超越原先的預期。縱然偶有負面的事例,我們普遍地被各地的主教們和修會的長上們所接受。也就是在這個時候,院長聶神父和我本人受邀前往澳洲雪梨,在當地的大修院內為澳洲、紐西蘭及南太平洋聯合主教團(The Joint Bishops Conference of Australia, New Zealand, and the South Pacific)的主教們舉辦了一場為期七天的研習會。
註17:蔣宗禺神父曾在德國特里爾市的教會禮儀中心進修過(back from Special Studies in the Liturgical Center of Trier,中古時期即是著名的教會中心)。
註19:侯樹信神父經常巡迴世界各地演講和主持研習會,因而有「史普尼克神父」的外號(Fr. Sputnik,取喻自當年蘇聯所發射的第一枚環繞地球的「史普尼克」號人造衛星)。1960年是他的第四次環球「使徒之旅」。因恩師榮曼神父的推薦,他於1961年受邀到羅馬,加入梵二大公會議「禮儀憲章」起草工作的籌備委員會。這是他畢生引以為傲的榮耀,因為他的工作成就得到教會當局的肯定。 早在1956年,他偕同榮曼神父參加在義大利亞西西舉行的一次有關教會禮儀的國際性研討大會時,他宣讀的論文就引起與會主教和學者們的廣泛注意。事後,美國的聖母大學(Notre Dame University)還邀請他參與暑期「教會禮儀」課程的講授。這些經驗拓展了他的視野,開啟了籌辦往後六次「國際研習週」的動機。 在研習週的集會中,來自「傳教區」的許多主教、學者專家能和來自西方(業已「福音化」千餘年的地區)的夥伴彼此分享經驗、研討 對策,討論重要的議題,並見證各大洲的教會生活。這個獨特的、相遇的寶貴經驗,更見證了普世教會的活力以及在外表上看似制式一律的背後存有如此複雜的多樣性。
註20:耶穌會的「遠東省」當時包括中國和中南半島等的傳教區。
註21:此次會議於是1964年9月在雅典耀大學召開。重要的議題有三項:首先,是否將以出版和研究為重心的EAPI 擴大並轉型為以東亞地區各地方教會為對象的「傳教牧靈的培訓中心」。其次,是否需要將「社會學科」(諸如,社會學、心理學、大眾傳播等)融入訓練課程內。最後,為這個嶄新的EAPI 尋覓一位合適的院長。根據會議結論的肯定建議,耶穌會總會長雅魯培神父於1965年8月15日正式任命聶瑞達(Fr. Nebreda)神父為EAPI首任院長、侯樹信神父為主管刊物發行的副院長,德和地(John Doherty)神父為學務副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