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潔芬
這個系列的話題將圍繞著教會與政治而討論,將有數篇雜文,試從港澳教會出發,以國際政治的角度,討論兩岸四地天主教會與政治和社會的關係。討論重心多介紹港澳教會本身的發展和大陸教會的關係。又因以往本刊內之鴻文對台灣教會與社會關係已珠玉紛陳,且各文章立論精闢擲地有聲,不容筆者畫蛇添足,故非不得已少談台灣,這點請讀者見諒。
歷史文化背景
先談港澳的歷史文化背景罷,香港和澳門位於廣東省珠江口,二地相距60里,一小時的航程可到達,每隔15~30分鐘就有渡輪來往兩地,兩地距離廣東省會廣州145(澳門)和130里(香港)。
但香港和澳門因都市的大小不同,所處的地勢各異,澳門只得15.5平方公里,近年因大量填附近的淺海增到28平方公里,人口50多萬。香港總面積1,104平方里,人口七百萬。
雖然二者都是經過殖民統治(澳門為葡萄牙人管了400多年,香港受英國人統治了150年),澳門在葡萄牙人拉丁文化下,萬事以融洽為主以和為貴,講求人際關係遠勝於企業的成功,其核心價值是保持高質素的優悠文化生活,經濟發展是次要。
香港在英國人的盎格魯.薩克遜(Anglo-Saxon)文化薰陶下,衍生出公平競爭、法治精神、在經濟上勇敢進取的態度,加上香港是個深水港,可停泊遠洋輪船,從事轉口貿易,所以在150年的英國人治理下,由小漁村逐漸經營成為國際商業城市。
而澳門開埠雖有400年歷史,但因沒有深水港作轉口貿易,不能發展成國際商業中心,只能成為區域性的都市。
但葡人對澳門中西文化的保存和發展,有他的一手,是香港不能望其項背的。所以澳門的舊城區(市中心)於2005年成功在聯合國申請成為世界遺產,其中美輪美奐巴洛克式的天主教堂就佔了差不多半數。
還有,香港的填海工程,將維多利亞港的水道越填越窄,尖沙咀和中環之間的水道像條大坑渠似的狹長,深為環保和愛港人士所痛心疾首。
這邊廂,澳門西灣和南灣一帶的填海取地,不但沒有破壞西灣和南灣海邊綠蔭下堤岸的景觀,除了仍保存幾百年來「翠堤春曉」的集體回憶外,填海得來的土地,與古老的堤岸以人工湖相隔,使實用、美景、懷舊在填海工程中兼而有之,是城市設計少有的絕妙佳作。
港澳教會的襁褓時期
港澳的天主教會,都在英葡統治之初由歐洲東來的傳教士建立,1554年開始,葡萄牙商人向香山縣官員納貢每年500兩白銀後,才獲在澳門長期居留。
早期葡萄牙未派官員統治澳門前,由隨商船來澳的傳教士,帶領商船上的商人和水手建立管治體制,治理這塊租來的彈丸之地。
首任澳門主教賈耐勞(Carneiro 1576~1581)興建了「議事堂」即「市政廳」(回歸後改名為「民政總署」),自己擔任主席主理澳門的民政事務,又依葡萄牙的濟貧制度,設立名為「仁慈堂」的福利機構,為有需要救濟的人士提供生活援助,並建「白馬行醫院」,治療熱帶傳染病;以及設立「拉匝祿痲瘋病院」收容隨船而至的痲瘋病人。
澳門亦稱為「天主聖名之城」。他們服務的對象直到十九世紀大都是葡人,沒有華人,因為香山縣政府以圍牆為界,容許這些外國人居住在海邊的「澳門街」,華人日間與之做買賣,但晚上必須離開。
所以四百多年來,澳門在葡人統治的時代,天主教會與政府的關係非常密切與和諧,甚至達到政教步伐一致的程度。
例如在澳門出生的嬰兒,在教堂領洗後教堂發出的領洗證書,可代替政府簽發的出生證明書。男女在教堂舉行婚配後,教會簽發的結婚證書可成為正式結婚證書,而全球通用。政府也順水推舟,將澳門教區內各堂區分界作為選舉區域分界之用。
香港天主教會的成立,表面上說是派隨軍司鐸照顧天主教愛爾蘭英軍的靈性需要。實際上是教廷為擺脫葡萄牙「保教權」的陰影,在香港剛歸英人統治的一刻,所成立的監牧區。
所謂「保教權」是指中世紀教廷與葡萄牙王亨利,於1454年簽訂的協議,葡萄牙容許天主教士在其遠東新佔領土地上傳教,教宗則授權葡萄牙人保護佔領地上的教會作為交換。
因為教廷覺得「保教權」下的教務,受葡萄牙政府過分干預,為教會弊多於利,於是設立「傳信部」(現稱「萬民福音傳播部」),主理歐洲以外的海外教務和傳教工作,目的是擺脫葡萄牙政府繼續干預教務。
1840年英人初到香港,香港島上當時全無天主教存在的蹤跡,但教廷仍於1841年成立香港監牧區,將香港島及其周圍方圓6里的教務,脫離澳門教區,歸香港監牧區管。
此時亦把傳信部專為中國傳教事業的總務處,由澳門遷到香港,擺脫葡萄牙政府的干預和壟斷,由傳信部駐澳門代表瑞士藉的若瑟神父,任香港監牧區首任監牧,兼照顧當然駐港愛爾蘭籍(以天主教徒為主)英軍靈性上的需要。
香港第一座天主堂-無原罪聖母總堂,是1841年建於中環史丹頓街的一間小木屋,1842年遷往威靈頓街稍大的平房。就這樣香港天主教會在信奉聖公會的英人管治下,無政府的依靠、及卑微的條件下日漸長大。
香港天主教會是歐美來的傳教士赤手空拳建立起來的;傳教士一步一腳印地經香港到內地傳教,而香港也逐漸成為進入內地的中轉站,獲取補給的地方。
反思
澳門教會的成立與政府的關係既密切又融洽,教會在澳門開埠之初,可謂是權重一時。有政府撐腰,以後教會的發展可以說是無往不利,也算是洪福齊天了。
先賢老子有云「福兮禍所伏」,真的有其道理。時至今日,有400多年歷史的澳門教會與150年的香港教會相比,其活躍程度,有很大距離。自1966年123事件澳門左派暴動後,教會被推到社會邊緣,影響力越見薄弱,近期每年領洗人數不超過100(香港是2000到3000人之間)。原因當然很多,以往與政府密切關係是原因之一,這點以後再詳談罷。
前言香港天主教會的發展是由傳教士打拚起來的;因為信奉聖公會的港英統治者,對主政香港監牧區的法國傳教士、和後來的義大利傳教士,十分不友善。不但彼此既不同文又不同種,而且在歐洲英法常處戰爭敵對狀態,英國又以日不落國而瞧不起義大利人,視之為歐洲弱國。
所以香港天主教會得不到政府幫助,比起澳門算是有禍,但「禍兮福所倚」,日後香港教務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蒸蒸日上,遠超澳門。原因有很多,是在禍中求福求勝的結果。這點值得我們日後詳細討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