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三年多前,我在Los Altos Maryknoll Retirement House(瑪利諾會退休會院),見到才從台灣退休回美的范賦理神父(Fr. Delos Humphrey)。
他穿著橘色的夾克,上面綉著Taiwan Masters-Swimming的字樣,一口標準的台語,幽默,風趣,親切,慈祥,眼睛炯炯有神。見到范神父時,他已經88歲,他說如果在台灣,他算是90歲,因為台灣人歲數不過九只過十。他原本還想繼續留在台灣,但是近幾年他在香港及台灣跌過四次,行動不便,恐怕會連累教友,只好告老還鄉。
范神父從1954年,一位意氣風發的帥哥來到百廢待舉的台灣,一生忠於天主的召喚服務斯土斯民,一直到2014年,成為耄耋的長者,才離開已經高度開發的台灣,其間目睹並參與台灣過去六十年的成長和改變。他擁有驚人的記憶力,故事豐富有趣,聽他娓娓道來,令人動容,特別是我們這些在台灣生長的一代。
感念他和許多曾經在台灣奉獻一生的瑪利諾會士,我想將他們口述的歷史片段筆錄下來,也許對後來的人會有所啟發。
瞻仰基督,餵養饑民,治療病人,伸援被棄的人。超越文化,語言,傳統的藩籬,支援醫護,社會福利,持續的農業,經濟發展,人權,福音傳播,宗教教育,人際溝通,學術研究,職技訓練和培育青年。
我於1927年10月18日出生在紐約州羅馬鎮(Rome, New York),父親狄羅斯韓福瑞(Delos A. Humphrey Sr.),母親安娜荷喜(Anna E. Hosey)。我的父母在費城相遇,1920年5月10日在費城聖沙勿略教堂結婚。媽媽是一位熱心的愛爾蘭裔天主教徒,爸爸則是在羅馬鎮浸信會教堂擔任執事。我有一個快樂的家庭和童年,父母親慈愛,我還有兩位姊姊,Mary和Eleanor.,她們兩人也極有音樂天賦,鋼琴都彈的很好,在羅馬鎮的家裡,經常音樂繚繞,媽媽歌聲甜美,晚餐以後家人常聚在鋼琴旁邊,一起彈唱,家庭和樂歡愉。我在羅馬鎮上小學五年,中學四年,這是我童年愉快的回憶。
1932年,我六歲時,美國經濟大蕭條仍然籠罩當時的社會,幸好父親曾是海軍,參加過第一次世界大戰,因此我們還可以靠他每個月的養老金過日子。父親是一位電機技師,因為經濟衰退,工作很少,他就造了一艘14英呎單桅帆船,這也促成我後來對游泳和航行風帆的興趣。媽媽跟我說,我在嬰兒受洗時,爸爸抱著我舉目仰天,希望我將來長大能夠成為一位海軍上將(Admiral)。媽媽隨手接過去,也舉目仰天,將我奉獻給天主,希望我有聖召,將來能夠成為一名神父。但是我小時候從未想過要去當神父,更不必提加入瑪利諾修會成為一位外方傳教士。
小時候每天和我的二姊Eleanor,以及另一位鄰居Shirley Waller,一起步行上學到Fort Stanwix School。但是好景不常,一次火災燒掉了鄰近的中學,學區暫時調整各個學校校舍,以便容納這些學生。我們被轉到更遠的學校。媽媽其實希望我去讀天主教學校,趁此機會將我轉回我們堂區的學校St. Aloysius Academy。為了上學方便,她也因此買了一輛全新的腳踏車給我。
記得我在堂區小學六年級時,修女老師Francis,在班上問到「有誰將來想當神父?」,當時我在心裡說是,但沒有在大家面前舉手。接著七年級老師Sister Rose Margaret,八年級老師Sister Evelyn,九年級老師Sister John Aloysius,每年都問同樣的問題,我的心裡更加確定天主的召叫。
然而天有不測風雲,1941年的12月7日,珍珠港事變,美國參加二次大戰,父親在次年1月就被徵召回海軍擔任中尉軍階。1942年,也就是高一那年暑假,我的母親因為腦瘤在7月12日不幸去世,我的快樂童年就此結束。
母親去世以後,我們的家庭生活有很大的改變,大姊兩個月以後就結婚了,小姊進了鎮上聖名學院寄宿就讀。我的阿姨梅白帶我坐上往紐約的火車,火車才開上第一站尤提卡,我就想下車回家,但是回那個家?我沒有家了!
離開羅馬鎮時我的確是一個心中悲悽的小男孩,但是到達紐約以後我已經是一個新鮮好奇的年輕人。紐約城對於我當時的心情而言似乎顯得灰暗不祥,但是已經有新朋友在等著我。在曼哈頓高中一共有十位寄讀生,我進入高一課程。後來我常跟別人說我在「羅馬」讀了十年書,別人還以為真是在羅馬梵諦岡深造,其實是在紐約州羅馬鎮的小學和中學讀到九年級。
聖召
1943年3月我父親續弦,和我繼母搬到羅德島新港鎭(Newport, Rhode Island),我也就跟著到當地一所天主教高中繼續高二學業,在我高三那年春天,一位瑪利諾會神父Jim McDermott來到我們學校尋找有聖召的年輕人,他給我們每一個人一本瑪利諾會的雜誌《The Field Afar》,就在我高中畢業那年9月,也就是1944年9月5日我在Venard加入了瑪利諾會。
我進修會這件事,父親並沒有反對,在他看來那是很自然的。因為父親喜歡在海上駕馭風帆船,記得我六歲時開始學游泳,就是為了跟著爸爸坐帆船在海上航行。十二歳時,父親已經叫我做他的航賽助手,每次比賽到關鍵時刻,他就叫我趕快祈禱天主幫忙,似乎總能化險為夷,贏得比賽。後來父親就說既然你的祈禱天主都正面回應,你就去做神父好了。
1949年6月,我讀完學士學位。四年後,1953年完成神學碩士。原先以為會被派遣到非洲做傳教士,因此在這年暑假我還去紐約復旦大學修了人類學的課程。後來才確定是派遣到台灣。次年,1954年,又讀了文學碩士學位。當年六月在紐約歐西寧鎮(Ossining)瑪利諾修女會母院的教堂,我和其他39位會士同時被祝聖為神父。
祝聖之後和父親合影
1954年40位新祝聖的瑪利諾會神父在總部大門前合影
我從小到長大從未離開過美國,為了慶祝我被祝聖為神父,父親和繼母於1954年7月開車帶我到加拿大魁北克省,聖安娜(瑪利亞的母親)教堂朝聖地去朝聖。我向聖安娜和聖母瑪利亞祈禱,祈求她們保佑我將來做一名好的傳教士,以及今後的人生旅程。知道要去台灣,我很開心,當我打電話告訴姊姊時,她反而非常憂心説,那個小島是共產黨想奪取的地方。八月,我在家鄕辭別姊姊和她四個小孩時,他們站在前廊揮涙道別,不知道是否還能再見到我?我也十分難過。
父親和繼母開車送我去紐約機場,預備搭機到洛杉磯。我同班同學明惠鐸神父(Robert Baudhuin)已經在那裡等著我,預備一起搭乘萬噸丹麥貨輪Laura Maersk前往台灣。在洛杉磯Boyle street瑪利諾會院等船的時候,遇到了十年前曾經來到我就讀的高中,呼召我們進入瑪利諾會的McDermott神父。我向他提起這事,他非常高興。船期還有七天,他就帶我們這裡走走,那裡看看,還借給我們一輛車開到墨西哥去玩,回程還去了有名的Knott’s Berry Farm吃了一客牛排。
瑪利諾會紐約總部 (圖片來源:maryknollsociety.org)
1979年晉鐸25週年和親人合影
1992年和兩位姊姊合影
三年多前,我在Los Altos Maryknoll Retirement House(瑪利諾會退休會院),見到才從台灣退休回美的范賦理神父(Fr. Delos Humphrey)。
他穿著橘色的夾克,上面綉著Taiwan Masters-Swimming的字樣,一口標準的台語,幽默,風趣,親切,慈祥,眼睛炯炯有神。見到范神父時,他已經88歲,他說如果在台灣,他算是90歲,因為台灣人歲數不過九只過十。他原本還想繼續留在台灣,但是近幾年他在香港及台灣跌過四次,行動不便,恐怕會連累教友,只好告老還鄉。
范神父從1954年,一位意氣風發的帥哥來到百廢待舉的台灣,一生忠於天主的召喚服務斯土斯民,一直到2014年,成為耄耋的長者,才離開已經高度開發的台灣,其間目睹並參與台灣過去六十年的成長和改變。他擁有驚人的記憶力,故事豐富有趣,聽他娓娓道來,令人動容,特別是我們這些在台灣生長的一代。
感念他和許多曾經在台灣奉獻一生的瑪利諾會士,我想將他們口述的歷史片段筆錄下來,也許對後來的人會有所啟發。
2016年范神父和古偉業談回憶錄一事
瑪利諾會的使命瞻仰基督,餵養饑民,治療病人,伸援被棄的人。超越文化,語言,傳統的藩籬,支援醫護,社會福利,持續的農業,經濟發展,人權,福音傳播,宗教教育,人際溝通,學術研究,職技訓練和培育青年。
1954年剛祝聖為新神父
童年我於1927年10月18日出生在紐約州羅馬鎮(Rome, New York),父親狄羅斯韓福瑞(Delos A. Humphrey Sr.),母親安娜荷喜(Anna E. Hosey)。我的父母在費城相遇,1920年5月10日在費城聖沙勿略教堂結婚。媽媽是一位熱心的愛爾蘭裔天主教徒,爸爸則是在羅馬鎮浸信會教堂擔任執事。我有一個快樂的家庭和童年,父母親慈愛,我還有兩位姊姊,Mary和Eleanor.,她們兩人也極有音樂天賦,鋼琴都彈的很好,在羅馬鎮的家裡,經常音樂繚繞,媽媽歌聲甜美,晚餐以後家人常聚在鋼琴旁邊,一起彈唱,家庭和樂歡愉。我在羅馬鎮上小學五年,中學四年,這是我童年愉快的回憶。
父母親狄羅斯和安娜韓福瑞
1936年8歲騎馬英姿
1929年大姊瑪麗,小姊伊蓮和1歲的我
1936年8歲騎馬英姿
1929年大姊瑪麗,小姊伊蓮和1歲的我
我和青梅竹馬的小女朋友雪莉
我的父親在1909年加入海軍,曾經參與第一次世界大戰,當時他已經升到海軍少尉,擔任K-7潛艇艦長,常在北大西洋海岸附近巡邏。因為父親得了肺結核病,海軍當局認為他不久於人世,就讓他退役,並且給了他養老金。後來他的病居然好了,1922年父親帶著妻子和小女兒瑪麗回到紐約羅馬鎮,開始新的事業和生活。1932年,我六歲時,美國經濟大蕭條仍然籠罩當時的社會,幸好父親曾是海軍,參加過第一次世界大戰,因此我們還可以靠他每個月的養老金過日子。父親是一位電機技師,因為經濟衰退,工作很少,他就造了一艘14英呎單桅帆船,這也促成我後來對游泳和航行風帆的興趣。媽媽跟我說,我在嬰兒受洗時,爸爸抱著我舉目仰天,希望我將來長大能夠成為一位海軍上將(Admiral)。媽媽隨手接過去,也舉目仰天,將我奉獻給天主,希望我有聖召,將來能夠成為一名神父。但是我小時候從未想過要去當神父,更不必提加入瑪利諾修會成為一位外方傳教士。
小時候每天和我的二姊Eleanor,以及另一位鄰居Shirley Waller,一起步行上學到Fort Stanwix School。但是好景不常,一次火災燒掉了鄰近的中學,學區暫時調整各個學校校舍,以便容納這些學生。我們被轉到更遠的學校。媽媽其實希望我去讀天主教學校,趁此機會將我轉回我們堂區的學校St. Aloysius Academy。為了上學方便,她也因此買了一輛全新的腳踏車給我。
記得我在堂區小學六年級時,修女老師Francis,在班上問到「有誰將來想當神父?」,當時我在心裡說是,但沒有在大家面前舉手。接著七年級老師Sister Rose Margaret,八年級老師Sister Evelyn,九年級老師Sister John Aloysius,每年都問同樣的問題,我的心裡更加確定天主的召叫。
然而天有不測風雲,1941年的12月7日,珍珠港事變,美國參加二次大戰,父親在次年1月就被徵召回海軍擔任中尉軍階。1942年,也就是高一那年暑假,我的母親因為腦瘤在7月12日不幸去世,我的快樂童年就此結束。
母親去世以後,我們的家庭生活有很大的改變,大姊兩個月以後就結婚了,小姊進了鎮上聖名學院寄宿就讀。我的阿姨梅白帶我坐上往紐約的火車,火車才開上第一站尤提卡,我就想下車回家,但是回那個家?我沒有家了!
離開羅馬鎮時我的確是一個心中悲悽的小男孩,但是到達紐約以後我已經是一個新鮮好奇的年輕人。紐約城對於我當時的心情而言似乎顯得灰暗不祥,但是已經有新朋友在等著我。在曼哈頓高中一共有十位寄讀生,我進入高一課程。後來我常跟別人說我在「羅馬」讀了十年書,別人還以為真是在羅馬梵諦岡深造,其實是在紐約州羅馬鎮的小學和中學讀到九年級。
聖召
1943年3月我父親續弦,和我繼母搬到羅德島新港鎭(Newport, Rhode Island),我也就跟著到當地一所天主教高中繼續高二學業,在我高三那年春天,一位瑪利諾會神父Jim McDermott來到我們學校尋找有聖召的年輕人,他給我們每一個人一本瑪利諾會的雜誌《The Field Afar》,就在我高中畢業那年9月,也就是1944年9月5日我在Venard加入了瑪利諾會。
1949年6月,我讀完學士學位。四年後,1953年完成神學碩士。原先以為會被派遣到非洲做傳教士,因此在這年暑假我還去紐約復旦大學修了人類學的課程。後來才確定是派遣到台灣。次年,1954年,又讀了文學碩士學位。當年六月在紐約歐西寧鎮(Ossining)瑪利諾修女會母院的教堂,我和其他39位會士同時被祝聖為神父。
祝聖之後和父親合影
祝聖之後和其他兩位晉鐸的同學合影
1954年40位新祝聖的瑪利諾會神父在總部大門前合影
1954年和家人合影
我從小到長大從未離開過美國,為了慶祝我被祝聖為神父,父親和繼母於1954年7月開車帶我到加拿大魁北克省,聖安娜(瑪利亞的母親)教堂朝聖地去朝聖。我向聖安娜和聖母瑪利亞祈禱,祈求她們保佑我將來做一名好的傳教士,以及今後的人生旅程。知道要去台灣,我很開心,當我打電話告訴姊姊時,她反而非常憂心説,那個小島是共產黨想奪取的地方。八月,我在家鄕辭別姊姊和她四個小孩時,他們站在前廊揮涙道別,不知道是否還能再見到我?我也十分難過。
父親和繼母開車送我去紐約機場,預備搭機到洛杉磯。我同班同學明惠鐸神父(Robert Baudhuin)已經在那裡等著我,預備一起搭乘萬噸丹麥貨輪Laura Maersk前往台灣。在洛杉磯Boyle street瑪利諾會院等船的時候,遇到了十年前曾經來到我就讀的高中,呼召我們進入瑪利諾會的McDermott神父。我向他提起這事,他非常高興。船期還有七天,他就帶我們這裡走走,那裡看看,還借給我們一輛車開到墨西哥去玩,回程還去了有名的Knott’s Berry Farm吃了一客牛排。
瑪利諾會紐約總部 (圖片來源:maryknollsociety.org)
1979年晉鐸25週年和親人合影
1992年和兩位姊姊合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