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靜潛神父 口述
曾麗娟、張傳聖 文字整理
我是台灣的一位小神父
談到大陸地上與地下教會合一的問題,很不容易探討,因為手邊沒有足夠的資料和文件可以參照。主要是回顧一下,以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所公布的文獻典章為依據。因此,以下所談論的,僅是我一個小小神父的意見,不代表任何人。
我曾經參加過梵二大公會議,雖不是會議典章起草的大專家,但因參與過會議,也可說是個「小專家」。
我1924年出生,今年(2011年)已經87歲了,當年召開梵二時,我正在羅馬讀書,因此,有機會為台灣的《教友生活週刊》及《善導周刊》撰寫有關梵二會議的報導;可算是這兩份報章在羅馬的通訊員。
1963年,梵二第二期會議,我進入梵蒂岡大殿,才成為大公會議所謂的「專家」,聆聽與會主教的談話。
當時,杜寶晉主教將施森道蒙席、趙雲崑神父及我三人介紹給田耕莘樞機,由田樞機將我們的名字交給教廷國務院,我們才得以進入梵蒂岡大殿聆聽,自此,梵二的每一期會議我都有報導。
第二期會議,于 斌總主教代替田樞機做了中國主教團團長(田樞機在台北養病,未出席第二次大公會議),于總主教向大公會議申請了中文新聞組,任命李蔚育神父和香港的李盎博神父為組員,另有一聯合報劉姓記者,我也在其中幫忙。
1965年初,我回到台北,到了秋天,又回去參加梵二的最後一期會議。當時,大公會議的中文文獻都是以單行本出版。1975年十二月,主教團祕書長李 震蒙席計畫出版梵二文獻合訂本。
出版前,我依據原文大加修訂,除了韓山城神父所翻譯的《論教會在現代世界牧職憲章》,以及我所翻譯的《教會憲章》和《禮儀憲章》未加修改外,《天主的啟示教義憲章》是修改最多的。
時代在改變,彼此要用尊重的態度
梵二文獻合訂本在中國大陸也普遍流傳。最初的會議文獻有很多的草案,與現在正式的原文都不一樣,例如原來的《教會憲章》是從上而下,現在是由下而上,再加上天主子民及教友的部分,成為現在該憲章的順序,先有天主子民,然後是主教、神父及教友。
原來歷屆的大公會議都使用「棄絕」的字眼,現在都平鋪直敘;原來嚴峻的語調,也都改為和緩了,這是大公會議的大改變。教宗若望廿三世認為,「我們不應該棄絕任何人,而是要包容一切」,他在梵二會議開幕式中說到,我們不要以嚴峻的語調去棄絕任何人,而是該以仁慈的態度去包容一切。
1963年,若望廿三世又在《和平於世》的通諭中強調對話。1964年保祿六世在《祂的教會》通諭中,讓「對話」這個詞彙第一次出現在教會官方文件中,以後就不斷的這樣做了。
在自由地區的大部分中國人,都不同意當時教廷國務卿Casaroli樞機的「東進政策」。八零年以後,柏林圍牆被拆除,蘇聯及波蘭等共產政權也被瓦解,以後梵蒂岡的政策一直是這樣,直到現任教宗本篤十六世更加明顯。
2007年,教宗在對中國教會發出的牧函中,一直強調「寬恕和解」的態度,互相尊重和建設性的對話。雖然說這些我們都能瞭解,可是捫心自問,我們真的能瞭解嗎?然而不論如何,「寬恕」是天主得勝的方法。
大陸教會有分裂的危險
從1983年到2001年,我陸續進入中國大陸二十次,起初還沒有「地上、地下教會」這個名詞,祇有忠貞教會和偏向共產黨的教會。慢慢地,有了地下和坐監受難的教會,也有公開教會和不公開的教會。公開教會也相當自由,各地方的情形不完全一樣,有公開自由的,也有不公開的,很難說哪一個是多數,兩個教會都繼續存在,逐漸地,「忠貞教會」被「地下教會」獨佔了。
可是,我所接觸的教會是公開的,相當自由,也是忠貞的,這樣的教會也有很多。所謂的地上教會,說他們不忠貞,是很冤枉的。這樣,地上、地下慢慢有了分別,也就有了這些教會彼此陷害的說法,但我認為這是不公道的。
這些情形和教會受迫害時是不一樣的。因為許多教會人士都公開執行牧靈任務,神父與教友的數目也不斷增加,聖堂也改建了,他們也都公開地活動。
這時教友們也不要求曾經是忠貞、坐監、受難的教會人士平反,教會也持續發展擴大。雖然沒有正確的統計數目,平日彌撒應該有數十到幾百人參加,比台灣教會的主日彌撒人數還多。
雖然這些地上、地下教會分別愈來愈大,但彼此攻擊的態度很少。最近教廷祝聖的主教都是共產政府承認的,也能公開執行任務。這是教廷和共產政府談判的結果,可說是一個好現象。
雖然有這樣的談判結果,但是在中國大陸,一個不承認共產政府的人仍是不可能當主教的。過去有幾個例子:中國大陸的主教團,梵蒂岡不承認是合法的;幾位合法的主教在陝西三原教區成立的主教團,教廷也不承認,因為不希望主教團成為一個反共的黨派、或政治團體。(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