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大川
3月中旬在花蓮保祿牧靈中心,為「台灣天主教男女修會會長聯合會」講中梵建交的議題。我不是這方面的專家,也不太清楚聯合會的神長們基於什麼樣的考慮邀我來談這個題目?只知道這次的會議似乎是以「中梵建交」為主軸,不但請了教廷駐台代辦來說明,也請了前駐教廷大使戴瑞明先生來分析。趙榮珠小姐和我大概代表平信徒,雖然胖的很類似,但一男一女,一黑一白;一個是漢人,一個是台灣土著;整體的安排非常細膩、周到。
當初接到邀請電話,直覺的反應是:中梵外交是不是有了新的變化?果然3月底以來,梵蒂岡傳出的訊息就不斷,教廷認為中梵建交的時機已經成熟,也大致獲得兩岸政府的諒解。最近剛冊封的香港樞機主教陳日君,更明白表示北京和梵蒂岡已展開建交談判,雙方可望在2008年建交。
其實梵蒂岡對中國大陸釋出善意,乃是和國際外交同步的。1970年7月美籍華理柱主教被中共釋放,當時的教宗保祿六世,12月從馬尼拉參加亞洲主教會議,回程經香港主持彌撒,即對中國表示關切。1971年10月,中華人民共和國取代中華民國在聯合國的席位;冷戰年代的解凍,迅速改變了台海之間的局勢。教廷駐華大使葛錫迪總主教隨即被教廷召回述職,到今天都沒有回來。
1976年大陸文革結束,鄧小平重掌政權,確定了改革開放的路線。之後繼任的教宗若望保祿二世,隨著改革開放的步伐,和中共當局持續進行了曲折的溝通、對話,也多次傳出達成建交共識的訊息。但至少到2006年的今天,中梵建交的願望依舊是膠著的。難怪中華民國的行政院長和外交當局,對新近流傳的建交消息,都輕蔑地表示:老掉牙的舊聞了,毫無新意!
我對梵蒂岡屈服於國際現實,從1971年起,即降低與台灣的外交關係,無視於這四分之一個世紀以來,中華民國在孤立無援的情況下,所創造的經濟自由化和政治民主化的可敬成果,是深感悲憤和遺憾的!不過,長達35年的折衝,梵蒂岡並未輕易妥協來自基督信仰的基本立場,成為中華民國在歐洲唯一的外交據點;雖然它的實質猶若藕斷絲連,但也充份反映了梵蒂岡的外交不全然是政治的,也不受強權現實的綁架。
爭論的焦點當然是多方面的,然而其核心恐怕只有一個,即「主權」的爭議。我們不妨回顧一下中梵之間幾次比較激烈的衝突:
‧1980年6月,廣州主教鄧以明獲釋,中共恢復了他廣州主教的職位。
‧1981年2月,教宗若望保祿二世在馬尼拉向中國人民及教友表達問候之意。3月,教廷國務院卡薩羅里樞機主教,偕在香港就醫的鄧以明主教,公開表示有意與中共恢復交談。
‧1981年6月,教廷逕自任命鄧以明為廣州「總主教」,引起中共強烈不滿。
‧1982年1月,中國官方支持的天主教會,也逕自任命五位主教。
‧1988年4月,繫獄多年的上海主教龔品梅赴美就醫。次年10月,教宗若望保祿二世在漢城向中國教友講話。
‧1991年5月,教宗若望保祿二世宣佈龔品梅主教,即他自1979年起「默存於心」的樞機,再次引發中共的抗議。
‧2000年1月6日,中國天主教會又獨立自主地任命了五位主教。同年10月1日,教廷宣佈120位中華殉道真福為聖人,將原本已陷入低潮的中梵關係,推向冰點。
‧2005年,若望保祿二世病逝,本篤十六世繼位。
顯然中國嚴肅關切的主題,乃是其「國家主權」的完整性,中國天主教獨立自主自辦教會的原則,是在這樣的國家意志之貫徹下的必然結論。中共做為一個無神論的政權,當然無法真實理解並接受從上帝之國而來的普世共融的教會「主權」。主教的任命權之所以始終是中梵關係的罩門,其根本原因即在此。對中國而言,教會介入世俗政治的事例在歷史上屢見不鮮,也有因此而裂教的不良紀錄。中國的顧慮,有它經驗的基礎。根據陳日君樞機的說法,目前似乎已找到解決主教任命權的方案:由教廷提出候選人,中國政府可否決或加入額外的主教人選。
與此直接相關的是,所謂台灣外交承認的問題。李登輝掌權之後的這十五年來,做為一個事實上主權獨立的國家,台灣一直不斷尋求國際生存的空間,實現自己國家的「正常化」。老實說,於情、於理、於法,國際社會實在沒有任何的理由否定台灣的主權存在。但是,國際的現實,在所謂「一個中國」的前提下,沒有任何國家敢於對抗中國緊迫盯人的壓力。日前教廷表示,梵蒂岡已做好隨時將大使館「遷回」北京的準備;也備妥一份外交修辭,指出梵蒂岡並未與台灣斷交,只是把1951年遷往台北的大使館,「搬回」北京而已。陳日君樞機還提議教宗本篤十六世親自向台灣教友致歉,尋求支持。
就是這樣一個複雜的國際政治環境,使我在3月中旬那一場演講當中猶豫不決。梵蒂岡做為一個「實體」,她無法迴避世俗政治中所產生的必要的惡。無論在技術上或說詞上做怎樣巧妙的設計,傷害恐怕終究難免。做為一個台灣的天主教友,面對此一變局,只能訴諸於台灣教會自身的自立自強,這正是我那天演講的主軸。我認為無論梵蒂岡的外交政策如何改變,我們必須做好本地的福傳工作,讓基督的信仰就地生根、開花結果。我們已沒有田耕莘樞機、于斌樞機、羅光總主教可資依靠;單國璽樞機、錢志純主教也都老了;在教廷政治上,年輕一輩的主教們恐怕很難使上力氣。如何退而結網、自植靈根?乃是當前台灣天主教會應當全力以赴的工作。
1987年,我曾以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副主任委員的身份,率團訪問梵蒂岡,見到去而未返的葛錫迪總主教,那時他已是身居要職的樞機主教。安排拜會並作陪的正是令人尊敬的戴瑞明大使。我常想,梵蒂岡從1971年到現在,既然35年都可以等待,最近又怎麼突然著急起來了呢?4月初我有北京之行,見到國台辦主任陳雲林;下旬又看到以連戰為首的兩岸經貿論壇的熱烈舉辦。據我的觀察,兩岸在政治層面上的解凍,似乎有一些新的發展。在這樣的情況下,教廷有必要那麼急著建交嗎?我們期待一個更具說服力的說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