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汶南懷仁基金會 38年以來的優先選項
(懷仁通訊 第39期)
聖母聖心會 韓德力神父
對話是魯汶南懷仁基金會成立以來的優先選擇
「發展與中國新的合作和相互尊重關係 」是南懷仁基金會自 1982 年成立以來的目標 。這是回應鄧小平於 1978 年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一屆三中全會宣布的對外「開放政策 」。基金會的創始成員--包括天主教魯汶大學(由時任校長Piet De Somer 代表) 和聖母聖心會(Scheut) 的長上-- 很清楚中國歷經了文化大革命和義和團起義(1900 年)以及19世紀不平等條約的戲劇性事件之後,對話將是與中國建立新的合作關係的唯一途徑。這是個新的開始。我們知道這將是一項需要長期努力的繁重任務。我們也預想到可能有人會從政治方面或宗教方面會誤解我們。為了超越過去歷史所造成的極大誤解,我們所要付出的代價就是面對今後的誤解與反對。從一開始,當時也就是文化大革命後不久,很顯然的某些觀察家無法理解我們的做法,更不必說支持我們清楚選擇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對話。
今天,我們走過了一條38年蜿蜒曲折的對話之路。最近所發生的一些事件,特別是在羅馬與北京簽署協議後所發生的,使得一些觀察家們再次公開質疑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對話的合理性。因此,我們必須再次澄清我們選擇對話的理由。我們認為鄧小平的「開放政策 」(1978年)使得基督宗教信仰與中國的第五次相遇成為可能。在過去的基督宗教信仰與中國的相遇中,尤其是第三次和第四次相遇期間,東西方之間發生了許多衝突且造成了重大創傷。這些事件是無法抹去的,這些未治癒的傷口繼續以消極的方式影響著中西關係。為了制止這種情況,應努力克服存在於彼此的偏見。如果雙方都堅持自己的權益,對話將不會產生。唯有逐步發展對話才有可能建立相互尊重的新關係。這就是我們想藉著以下針對前四次中國與福音之相遇的簡要歷史概述做解釋。
從第三次和第四次福音與中國相遇開始,西方與中國的關係造成的創傷
三十年前 ,聖母聖心會萬廣禮神父 (Dries Van Coillie)和聖言會的 Toon van Beynen等人在 《懷仁之驛 》(Verbiest Courier)發表了多篇關於中國教會歷史的文章。他們針對福音與中國歷史性的四次相遇的概述做了區分。第一次相遇發生在公元後 635年,在歷史上第一次將福音傳到中國的是波斯的景教士阿羅本 (Alopen)。唐太宗皇帝歡迎他並且允許他傳福音,但條件是阿羅本必須忠實地遵循皇帝的指示。聶斯多略基督徒團體迅速傳播,但兩個世紀後,受到唐武宗皇帝的迫害,景教幾乎完全被消滅,後來慢慢消失。
第二次相遇發生在13世紀元朝,當時蒙古人統治著中國。方濟各會孟高維諾將福音帶給在汗八里(北京)的蒙古皇帝忽必烈。蒙古人強加給予孟高維諾傳播福音的條件,幾乎與阿羅本的一樣。孟高維諾也接受了條件,並建立了一個蓬勃的蒙古人基督徒團體。但是,當元朝被明朝推翻後,基督信仰也消失了。
福音與中國的第三次相遇發生在16-17世紀,當時耶穌會的利瑪竇、湯若望和南懷仁已到達中國。耶穌會這幾位傳教士一直以「巨人的一代」的別號名揚至今,因為他們對漢語、哲學和文化深刻的研究,他們對於中國獨特文化清楚的洞見與尊重可以說是歷史上的先驅。他們了解到天主教禮儀有必要完全適應中國文化,使得康熙皇帝非常滿意。因此康熙頒布了基督宗教信仰可以在中國傳播。然而很快地,當時仍然非常西化的天主教會在適應其他文化方面,仍顯不夠成熟。其他非耶穌會傳教士並不接受耶穌會所建議的福音融入與適應文化的理念。起初羅馬教廷批准耶穌會的建議,但後來其他修會傳教士也向羅馬提出他們反對的理由。羅馬教廷經過70年針對這問題的猶豫不定及檢視決定禁止一切文化適應的意圖。羅馬的這一決定使得康熙皇帝撤銷了他以前允許傳教士在中國傳教的決定。他驅逐了所有傳教士,並稱基督宗教為 “洋教 ”(外來的), 不適合中國 。這是第一次中國傳教史上發生的悲劇,它孕育了歷史性的創傷。但不久之後,一場更糟糕的悲劇發生在福音與中國第四次相遇。
福音與中國第四次相遇發生在19世紀,英法聯軍和其他西方殖民國家試圖通過販賣他們在印度和東南亞種植的鴉片商品來剝削中國,當時的中國處於軟弱及腐敗狀態。這個歷史性罪行結束於鴉片戰爭(1840年)。隨後在1840年至1860年間發生其他衝突,在這期間,中國簽署了《不平等條約》,中國不得不妥協將中國幾個城市和土地租借給西方國家,同盟的幾個歐洲國家將這些租借地視為自己的領土。這是中國歷史上最戲劇性事件,也是到目前尚未癒合的創傷。教會沒有參與鴉片戰爭,但從《不平等條約》中教會獲得了傳教的便利。教會有權購買土地,受到西方列強合法的保護。多年後,主要在「中華人民共和國 」成立後,國家宣稱教會也需要同西方帝國一起對中國的殘害負責,教會不得不接受一切後果。
人們只有藉著對照過去的歷史背景才能理解接下來20世紀所發生的事情。義和團起義(1900年)實際上是反抗腐敗的皇后慈禧,但她精明成功地把義和團的仇恨轉向對外國人,導致當時由外國傳教士負責管理的中國教會成為義和團叛亂的最大受害者。
1949年,毛澤東成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立即標榜為反對西方帝國主義的政權。教會被認為是與帝國主義為伍的,因此是中國的敵人。所有外國傳教士都被驅逐。中國教會與中國基督徒一直被視為“洋教 ”(外來的)。這種觀念的形成引發了中國想開始成立與羅馬分離的「愛國教會」。此想法將中國教會分為兩部:一部分公開拒絕加入「愛國教會」;另一部分宣示忠於天主教信仰,但願意適應新政權。在文化大革命( 1966-1976年)期間迫害教會達到了頂峰,造成成千上萬的基督徒家庭的創傷,而這現象一直延續至今 。
對這些戲劇性事件簡短調查表明,克服過去的困難唯有通過雙方之間的對話才能取得成功,「求同存異 」而不是雙方之間據理力爭。任何對話的開始都是困難的,但堅持對抗只會導致更多的誤解。
這就是為什麼魯汶南懷仁基金會優先選擇推動對話
南懷仁基金會相信中國的「開放政策 」為基督信仰與中國的第五次相遇創造了可能性。1976年毛澤東逝世後,鄧小平上台執政。1978年鄧小平為中國與西方在經濟、文化、政治等領域的開放合作打開了門 。「宗教自由 」再次被納入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為中國和基督信仰之間新的相遇提供了機會。中國的開放政策激勵了(司各特Scheut)聖母聖心會的神父們和天主教魯汶大學於1982年在魯汶大學創辦南懷仁研究中心,該研究中心旨在通過對話與中國建立新的相互尊重關係,致力於克服過去的悲劇與創傷。我們稱之為「建立一條新的絲綢之路」,使之能夠引導「一個本地自主的中國天主教會」 的成長:「自主」,正如任何本地的天主教會都是自主性的,但並非獨立於羅馬。劍,以前用於戰鬥,但現在把它築成鋤頭以重建友誼,在學術研究中合作,在本地教會相互平等的基礎上促進交流,相互尊重,信任和肯定,與接受宗教自由的其他國家合作。
勇敢的行動
聖母聖心會的神父們和天主教魯汶大學為了實現他們遠大的目標,毫不猶豫地採取了大膽的舉措。1985年,已被共產黨任命而未經教宗認可的中國主教們,對羅馬來說他們是非法主教,南懷仁研究中心為了啟動對話,邀請了他們訪問天主教魯汶大學和比利時教會。教宗若望保祿二世默許這事發生……隨後幾個代表團也陸續到比利時訪問。同年(1985年),南懷仁基金會的一位講師獲准在新開放的上海官方神學院教神學,後來也到北京任教。北京政府曾兩次批准由十位主教組成的代表團參加天主教魯汶大學南懷仁研究中心舉辦的座談會,主題是關於梵二後天主教主教們的職務。
在文化大革命期間,中國教會被片面和扭曲地描繪成西方帝國主義手中的工具。到19世紀中國教會被夾在中國與殖民強國之間,但事實表明,教會在當時為中國的社會發展做出了巨大貢獻。傳教士們在不發達沒有正式教育機構的地區建立了中小學。另外,也創辦了兩所天主教大學(基督教甚至更多),診所和醫院。教會也在極度貧困地區發展農業。
南懷仁基金會希望從學術研究開始,正如鄧小平所提倡的「實事求是 」。但文化大革命銷毀了中國教會的所有檔案,使中國教會找不到自己的歷史真相。因此,自 1986年,天主教魯汶南懷仁基金會邀請了中國和西方的天主教和非天主教歷史學家,根據我們自己的檔案進行這方面的科學歷史性研究。目的就是通過學術研究來發現過去的真相。自那時起,南懷仁研究中心與魯汶大學法學院合作舉辦了13次國際學術研討會,其中主題包括「中國教會與國家的關係,和其它亞洲及歐洲國家與教會」。這些主題就是南懷仁研究中心關於「宗教與法治」研究項目的起源。中國和魯汶大學以及西方的學者對於「宗教自由 」和西方對中國的「中國化 」以及文化適應等課題進行開放式的交流。中國的大學和南懷仁研究中心也正在發展更多的合作與交流。「實事求是」在我們的對話和「求同存異 」中起著重要的作用。目前已有四十卷英文學術論文在《魯汶中國研究》 (Leuven Chinese Studies)叢書系列中發表。另外,有五部中文著作出版在《懷仁叢書》系列。
低地國(荷蘭,比利時)的教會了解她們與中國合作的悠久歷史,並認為自己是中國教會的老朋友。我們對中國教會的需要和問題保持警覺,並願意作出回應。
今天中國教會面臨最大挑戰,首先就是修復教會內部的團結合一。1998年,一位南懷仁基金會的代表在參加羅馬召開的250名亞洲主教會議時,公開懇求教宗若望保祿二世理解和信任中國的主教、神父和教友,他說:「我們知道中國教友對教會忠誠,我們相信在聖神的帶領下,他們有能力保持內部的團結,並在必要時修復內部合一。」
中國教會的第二個緊迫任務是培訓專業的牧靈人員,包括了:神父、會士 (修女)和平信徒。自1985年以來,天主教魯汶大學南懷仁研究中心已回應國內當局的邀請而作出了貢獻。我們接受了邀請,派教授到有需要的中國神學院任教。我們積極響應中國國內的邀請,為神父、會士 (修女)和平信徒合作舉辦短期培訓。邀請中國神父、會士 (修女)和平信徒以梵二會議的精神,接受神學、牧民、教理、社會倫理等專業培育。如今他們在各自的教區和修會積極活躍地服務。其中兩位神父已祝聖為主教。
文化交流,相互參訪,以增進友誼
在開展學術交流和教堂建設項目的同時,還開展了文化交流和促進友誼的活動項目。1986年,中國駐比利時大使劉山、比利時首相 Wilfried Martens 和魯汶大學校長 Roger Dillemans在魯汶大學南懷仁研究中心旁邊種植了一棵喜馬拉雅松樹,被命名為「中比友誼樹」。比利時丹尼爾樞機 (Cardinal Danneels)曾於2005年和2008年兩次訪問中國,並受到中國高層官員的接待。南懷仁基金會也每年為比利時、荷蘭、台灣、新加坡的教友組織到中國的訪問團,作為一種文化交流,同時也會前往聖母聖心會以及遣使會老傳教區以及傳教士的墓地朝聖。
此外,政府當局宗教事務局局長也曾被邀請到比利時,就「比利時和中國的宗教自由」情況進行簡介、交流和對話。早在1985年,當教宗若望保祿二世在羅馬接見了南懷仁研究中心帶領的一個非天主教訪問團時,對我們的工作表示讚賞。 1992年,教宗若望保祿二世在布魯塞爾達米盎神父封聖期間,教宗接見了在這裡讀書的中國神父。1992年,比利時法比奧拉王后 (Queen Fabiola)親自參觀了魯汶的中國書苑。她還兩次在布魯塞爾王宮接待了中國主教代表團。中國和比利時雙方都高度讚賞南懷仁研究中心的對話政策。
質疑和誤解是不可避免的,但這不是我們停止對話的理由
所有的合作與交流活動並非都如此容易和順利。對話的道路是崎嶇不平的。起初魯汶訪問中國教會很容易被誤解為梵蒂岡的滲透,尤其是當我們既與非官方教會又與官方教會聯絡接觸時。因此,我們申請到中國的簽證多次被拒絕。甚至有一次南懷仁基金會花了大量的時間和精力準備一個比利時友好代表團準備到中國進行重要訪問,最後不得不取消訪問。這些種種的誤解往往擾亂了新關係的正常成長。然而,對話的路每一次都在後來得以修復。牢記著我們的最終目標,並在過程中把我們正在努力克服以往悲劇背景納入考慮,我們面對這些誤解,盡力超越這些誤解,並把這些誤解視為艱困對話路上必然得承受的一部份。與其讓對話停止或緩慢下來,我們反而向前邁出了一步。
即使到今天,每期的《懷仁之驛》(Verbiest Courier) 都很清楚地表明對話的步伐並非都十分順利。經常會有一些事件阻礙了我們積極的行動。這些事件令人沮喪,使我們的一些朋友對「對話路線」產生種種懷疑。為了回答他們的疑慮,我們願意指出一個明確的信號,也就是這40年來我們一直在尋求的新關係且已正在發展。2020年2月14日,中國外交部長和梵蒂岡外交部長在德國會晤。他們雖然沒有討論重要問題,但這是歷史性的首次會面,是一個積極的信號。今年 3月,正當中國面臨疫情問題時,梵蒂岡為了表示團結向中國捐贈口罩。一個月前,新型冠狀肺炎疫情蔓延且使意大利和歐洲陷於癱瘓時,中國上海的天主教朋友和河北承德教區以及中國天主教非政府組織“北方進德”也向梵蒂岡、意大利、西班牙和比利時的教會送去了醫療援助。比利時南懷仁基金會將數千個從中國收到的口罩送到布魯塞爾的聖母聖心會母院(Scheut)、聖母聖心女修會(ICM)、仁愛兄弟會(Brothers of Charity),布魯日本篤會等養老院。這是一個意想不到的尊重和友誼的表達。
歷經38年的曲折對話之路,以合作的態度建樹新絲綢之路仍然是魯汶南懷仁基金會的首要選項。我們知道這會需要大量的建築石頭。施工需要很長時間,但我們已經準備好了。將來還會有難以避免的失望, 但建築本身就能創造希望。如今我們已經看到了一個新的開始... 並且已超越過去的負面經歷 ...。